历史有趣在于那些大事件令人应接不暇，总令人回味咀嚼；历史也很可怕，那些在发生过程中流产的事件，也能令人毛骨悚然，惊出一身冷汗。近代史上的康有为，这位“伟大思想家”，谁能想到，他居然想把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偌大的中国“卖了”，搞一个什么“中日合邦”，要戴上中国最大的汉奸的帽子。
康有为所著《大同书》，该书第二部分专讲政府问题。康有为认为，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会有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欲拯救百姓，就必须把“国家”给废除。康有为认为，废除国家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1、力量均等、利害相关的两三个国家先搞“小联合”，然后逐渐发展到同洲、同种的“大联合”；2、由德国、俄国这样的强国，来吞灭像丹麦、瑞典、荷兰、瑞士、阿富汗、高丽这样的弱小国家。
你可不要以为康有为是信口开河的“疯子”，他在百日维新时期，曾通过自己的心腹杨深秀等人，多次向光绪皇帝上奏，煽动其“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按康的设想，中美英日合为一国后，包括清廷在内的各国现政府，就都不存在了，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日本对康有为的这一幻想最感兴趣。1897年矢野文雄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时与日本使矢也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1898年7月24日，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关于“借才”，洪氏建议聘请“东西各国名士”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刚卸任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洪氏建议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如出一辙，洪氏的奏折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在伊藤博文觐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题案是康氏在8月3日拟定的，由康党杨深秀呈递。
此期间，康有为也邀请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赴京。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并提出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方人掌管。他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李氏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
光绪皇帝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合邦”二事做出决策。次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做最后的努力。宋氏的奏折，十分露骨提出即美、英、日、中四国合为一邦；四国原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政府；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1898年9月21日，慈禧明了情势险峻之后，立即发动“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往国外，挽救了此危局。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爆发，觐见成了泡影。
“中日合邦”的闹剧在“彩排”中途流产。但“合邦”的流毒，却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以“合邦”之说欺骗中国人，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梁启超在其《中日交涉汇评》中直接批评“合邦”：“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日本发动大肆侵华战争，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明摆着就是一种历史遗毒，是康有为流毒的继续发酵，是“中日合邦”的变种。
当年，在长沙的中学读书的毛泽东第一次读到报纸时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长沙正处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政见，他主张应将孙中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他有点糊里糊涂，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盲目崇拜，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可见，康有为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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