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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丨赵艳秋
开年两个月内二度发债，国内发债总额达230亿
继今年1月29日发行第一期40亿元中期票据后，近日，华为拟再次发行今年第二期中期票据40亿元。而这也是华为自2019年10月第一次国内发债后，在海内外的第8次发债。此次发行期限为3年，主承销商为工商银行，最低认购数量为1000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
在联合资信发布的评级报告以及《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中，可以看到自2015年以来，华为就开始尝试境外债券的发放，此后又在2019年首次尝试境内发债。目前，在存续债券中，美元债券为45亿美元，国内发债总额为230亿元，合计约为521亿元。
翻开华为的财务报表，相比大多数公司，华为似乎不差钱。根据披露，截至到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账上仍躺着2407.12亿元的现金；而到2020年6月，公司的现金类资产为3332.12亿元。
2017～2019年末及2020年一季度末，华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5.24％、64.99％、65.20％和62.88％，呈现小幅波动趋势，相对稳定。
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为什么华为还要发债？任正非于2019年华为首次在国内发债后曾作出回应，称自己是“新闻出来后才知道”。在与相关员工沟通后，员工给他的解释大体有三方面，一是不能等到困难的时候才发债，二是目前融资利率比较低，三是西方银行的融资管道不是很通畅，所以华为转向了国内。
华为到底缺不缺钱？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显示为负
尽管账面躺着两千多亿，任正非也“亲自盖章”资金充裕，但华为面临的财务压力并不小。
根据联信评估报告，2020年上半年华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为-51.52亿元，这是近年来首次发生的状况。此前，2019年同期这个数字为54亿元，2018年、2017年的数字则分别为746亿元、963亿元。而根据《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华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4.85亿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华为挣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也就是说尽管华为的账户上不缺钱，但现金流已呈现净流出状态。
近两年来在遭受美国制裁后，华为原本稳定的业务形态正在发生改变。自2018年起，手机所在的消费者业务BG成为华为公司几个业务中最大的现金流，给华为营收创造了一半、甚至更多的收入。2018、2019年消费者业务的营收分别为3460.98亿元、4623.31亿元，占公司营收的48.39%、54.41%。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该业务更是为华为贡献了61.24%的营收比例。
这个时期华为手机业务也达到巅峰，华为在2020第二季度中，手机销量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但随着美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对华为开启的第二和第三轮打压，华为的手机业务开始大幅度下滑。今年1月28日，IDC公布的2020年Q4全球手机出货量数据显示，华为已经掉到了全球第五，市场份额8.4%，仅出货3200万部，同比下滑高达42.4%。
而近期由于芯片缺货，华为手机的市场份额还将继续下滑。
最大现金流业务面临不利局面后，华为进行了业务调整。今年2月9日，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称，华为开展了“南泥湾”计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指生产自救”。具体包括，把5G网络铺到了柏林、马德里、苏黎世、首尔、曼谷等全球国家。
在5G应用上，选择矿山作为突破口。“中国有5300多个煤矿、2700多个金属矿，如果能把8000多个矿山做好，我们就有可能给全世界的矿山提供服务......我们不依靠手机也能存活。”他称，今年其他业务差不多能对冲掉手机业务的下滑。
外界也看到，华为加大对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投入。
特殊时期，华为也在开源节流，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做事风格，比如在投资上。华为此前曾在2011年10月叫停风险投资，称要聚焦主业。而在2019年4月，华为持股100%的哈勃投资成立，开始进行频繁的项目投资。截至目前，哈勃的公开投资事件已经有27例，主要投资范围集中在半导体产业链上。
作为哈勃投资第一股，思瑞浦已于今年9月登陆科创板，给华为带来几亿元回报。除了思瑞浦，灿勤科技、山东天岳、好达电子、东芯半导体等被投企业，也都在IPO的进程当中。
身扛几千亿营收的手机业务大势已去后，华为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对于华为来说，当前正处在一个不确定的当口上，再加上正在进行的5G大规模建设潮，以及汽车方案等新业务的布局等，通过境内发债也是及时补充现金流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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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的商业都是暂时繁荣。
2017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快速增长，全年卖出1.53亿台手机，以20.4% 的市占率首次登顶中国第一。任正非却很担心：业务怎么增长这么快？有没有风险？
抱着疑问，2018年初，任正非挨个听取了消费者业务各部门的汇报。其中，软件部门的汇报由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负责。
在华为北京研究所做汇报时，王成录向任正非传递了一个想法：将来，华为消费者业务可能做到上千亿美元收入，规模越大，越经不起波动；根基不在自己手里，太危险，华为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
任正非认可这一想法。此后，操作系统项目从软件部内部项目升格成公司项目，这就是今天备受关注的鸿蒙操作系统（以下称鸿蒙）。
2亿台华为手机今年将搭载鸿蒙
《晚点》：2019年，华为上了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同一年，你们正式对外发布鸿蒙。在新情况下，鸿蒙和华为手机业务相互需要。但现在有人认为，华为会彻底退出手机市场。
王成录：不会。手机业务一定会在。
《晚点》：高端芯片供应怎么解决？
王成录：我们终归有办法，包括储备，不会一下都卖光。
《晚点》：但华为目前新手机的量基本没有了，旧手机会被逐渐换掉，接下来怎么办？
王成录：所以这两年的鸿蒙生态发展特别重要。目前我们仍有几亿华为手机用户，如果老用户升级到鸿蒙系统后，体验非常好，他可能会留下来。只要这两年时间抢下来，我们的硬件可能就回来了。
《晚点》：这么乐观？
王成录：我比较乐观。最近这十年，中国各行业的进步超乎想象，原来很多无法制造的东西今天都能制造了，比如高端手机制造、柔性屏等等。你看这个瀑布屏（王成录举起了他手里的华为Mate 40手机），它的边框工艺，目前只有中国蓝思能做到。所以这个信心我是有的。
《晚点》：你之前参加公开活动说，今年鸿蒙在华为自有设备的装机量是2亿，多少是手机？
王成录：手机2亿；Pad、手表、智慧屏、音箱等，3千万台以上。
《晚点》：算上合作伙伴的整体目标呢？
王成录：今年搭载鸿蒙的设备，保守目标是3亿台。
我们不是盲目定的3亿，我们分析了过去二十年 PC产业和移动产业的生态发展，发现16% 的市场占有量是一个分水岭，超过16% 的生态基本就成功了。
《晚点》：鸿蒙2019年对外发布时，你们曾特别强调不优先用在手机上，现在又把手机装载量视为主要目标，所以在定位上，鸿蒙主要是一个手机操作系统还是 IoT 操作系统？手机和其他 IoT 设备，哪个更重要？
王成录：鸿蒙首先是面向 IoT 的操作系统，它的首要目标，是用一套系统满足大大小小各种硬件设备。设备上的系统就像语言，语言相通的设备就很好沟通；语言不通，转换起来就很麻烦，消费者的体验也不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IoT 很难爆发。现在的所谓智能设备，比如电视、车机、音箱，装载的系统五花八门，很难把它们连起来，更无法谈智能化。因此，设计鸿蒙的第一目标，就是用一套系统弹性搭载在各种 IoT 设备上，实现系统的统一。
手机只是 IoT 设备的一种，没必要割裂。从业务上说，优先级是手机；同时，智能手表、智慧屏、智能车机和 Pad 等消费者高频使用的设备，我们都希望尽快上鸿蒙。
《晚点》：为什么2019年时强调不优先用在手机？
王成录：第一，那会儿还存有幻想，希望能恢复和 Google 合作，一旦你要做（手机）系统，就相当于和 Google 决裂了。
第二是与 Google 的合同还没有执行完。Google 的商业考虑非常完整，Android 生态有一个 “移动应用分发协议”，与 Google 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用 GMS Core，如果违反该协议，Google 就有权终止服务，这意味着你生产出来的手机，只要物权还没转移，都要冻结，不许卖了。当时我们还有大量手机的物权在手里。
《晚点》：当时余承东（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王成录：余总认为这个技术方向很好，但实现难度太大，特别是软总线的挑战太大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中有总线（用于连接各个部件），总线的物理承载是导线的硬连接，软总线的目的就是用无线承载的方式，实现硬连接一样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低时延。
《晚点》：他最关心的，应该是让华为手机成为中国手机市场毫无争议的第一吧？
王成录：对，不仅是中国市场绝对第一，余总的目标是全球第一。但我觉得第一内涵可能不大一样，真正的第一指的是第一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我们做不到。就比如今天华为的手机，虽然我们在中国市场最高份额曾经超过了50%，但在美国制裁下，市场份额快速下滑，说明我们还不是中国市场上真正的第一。
《晚点》：当时有跟余总或务虚会其他人讨论过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吗？
王成录：讨论过，但没有人想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最没想到的是软件不让用，Google 服务不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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