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首富之女，第一外交官之妻：面对得失，凭何坦荡？

　　她一出生即富有一切，坐拥巨额财富与惊人美貌。

　　芳龄时嫁给民国第一外交官，携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活跃于国际外交舞台，是外国王公使臣口中“远东最美珍珠”。

　　垂暮之年，她遭逢巨变。

　　双亲离世，丈夫变心，财富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美貌随岁月无情流逝。

　　生命如此巨大的转向，不啻于巨轮撞上沉寂的冰山。

　　可她却说，那个阶段对我已经过去，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一次恩赐，不能浪费时间为明天担忧。

　　她有诸多引人瞩目的身份。她是南洋首富的女儿，是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

　　可她更是她自己，她是黄蕙兰。在任何身份里，她都保持自己本来面目。

　　面对得失，自立是信仰，令她坦荡。

　　黄蕙兰出生印尼首富之家，是父亲黄仲涵的正室魏明娘的第二个女儿。

　　当时印尼处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华人遭受不公平待遇，只能住在规划好的中国城里。

　　黄家却敢于打破荷兰人的禁令，从中国城搬到了位于欧洲人居住区的府邸。

　　黄家的府邸如宫殿一般奢华，占地200多亩，仅维护房子的仆人就有四十多人，另有维护花园的仆人五十来人。

　　知名人士来到印尼，他们通常不住在荷兰总督那里，而是住在黄家，由黄家接待。他们对印尼首富黄仲涵的兴趣远比对荷兰总督的兴趣大得多。

　　黄仲涵每隔一段时间就举办一次盛大宴会。客人们坐的凳子由丝绸铺垫，食物则用银盘子盛着，精致得如同工艺品。

　　每个座位上摆着银酒杯、瓷羹勺和象牙筷子。欧式和中式佳肴有14道之多，羊肉、牛肉来自澳大利亚，鱼翅则在温水中浸三天，捞起放在酒里，最后置于鸡汤里炖。

　　黄蕙兰晚年回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梦境一般。”

　　不到3岁时，母亲魏明娘将一条带有80克拉钻石的项链戴在黄蕙兰的脖子上，直到如孩童拳头大小般的钻石在小蕙兰的胸脯上留下一道伤痕，项链才被收了起来。

　　但长大后的黄蕙兰也不甚在意这条项链，因为手头总有新的，且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

　　在母亲的悉心培养下，黄蕙兰在家里接受了完备的淑女教育。

　　每天，一名英国家庭女教师给她授课，下午授课完毕后则由其他教师来教。一个中国学者教书法，一位女演员教演讲，音乐教师和舞蹈家教音乐和舞蹈。

　　黄蕙兰在15岁时学成了一种难度非常高的古典剑舞。此外，她还娴习马术。

　　由于幼年在世界各地度过，黄蕙兰会说包括华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在内的六种语言，且都十分地道。

　　她会根据她所在的地方，使用英国或美国口音讲英语。在巴黎时，她的法语则是地道的巴黎口音。

　　对她而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切换不同的语言是十分自然的事。

　　或许是因为黄蕙兰出生那年，黄仲涵大赚了一笔，也或许是如黄蕙兰所说，父亲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忠贞不贰的情感”，黄仲涵在42个孩子中最喜欢她。

　　当时在印尼的中国人一向被荷兰人欺压，遭受不公平待遇，连黄仲涵也无法幸免。

　　为了庇护女儿免于遭受这种不公，黄仲涵像国王一般，在自己的国度里毫无原则地娇惯她、宠溺她，让黄蕙兰如公主一般发号施令，享受一切特权。

　　黄蕙兰拥有最多的仆人，有从欧洲选购的洋娃娃之家，甚至还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动物园。

　　黄仲涵办公时也将女儿带在身边亲自教导。他告诉黄蕙兰：

不要 甘于平庸，要胸怀大志。 我们 永不后退，我们向前进。也许你达不到目标，但是总要比胸无大志的人爬得高些。

　　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在黄蕙兰的心中生根发芽，直至内化成持续一生的信仰。

　　有句话说，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幸运的人则用童年治愈一生。

　　黄蕙兰无疑是格外幸运的，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拥有足够的底气。

　　虽然彼时尚无任何预兆，但黄蕙兰的童年早已为日后传奇的一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战后谈判。

　　身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顾维钧恰巧在黄蕙兰姐姐家的钢琴上，看见了一张黄蕙兰的照片，并一见倾心。

　　此时的顾维钧年仅32岁，是中国驻美公使，代表团第二代表，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外交新星。

　　为了追求黄蕙兰，顾维钧巧妙地展示出一个新世界，一个包括了爱丽舍宫、白金汉宫和白宫的世界。黄蕙兰此前从未奢望过会被邀请到那些地方。

　　他用法国政府提供的外交牌照的轿车来接黄蕙兰去郊游。他邀请黄蕙兰看歌剧，坐的是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这些都远不是用钱可以办到的。

　　黄蕙兰看出他追求她是因为她这个人，而不是冲着她爸爸的钱，便同意了顾维钧的求婚。

　　很快，二人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

　　婚后，擅长交际且深谙西方生活方式的黄蕙兰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她迅速担当起外交官夫人的角色，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极少有女人能够比肩。

　　有父亲的财力支持，她每每出场都穿着最精致的礼服，佩戴华贵的珠宝，乘坐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

　　她广博的见识与不俗的品味令外国王公使臣惊叹，公开称呼她为“远东最美珍珠”。

　　她常常被外国记者报道和拍摄，以至于很多外国人误以为她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之一。

　　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袁道丰这样评价：“与西方人酬酢应答如流，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

　　但这一切引起了新婚丈夫顾维钧的不快。

　　纵然顾维钧在国外读书多年，是活跃在国际社会的新一代外交家，可他生长于中国传统大家庭，骨子里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他希望他的妻子温婉乖顺，是一抹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的影，而不是一颗佩戴在他身前璀璨夺目的明珠。

　　一次盛宴之后，顾维钧说，你佩戴的为众人艳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出自于我。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之外什么也不戴。

　　黄蕙兰断然拒绝，华贵的珠宝是她的一部分，婚前他就已经知道，婚后她也并不打算因为他而改变。这样的要求着实不公，她不接受。

　　除此之外，在她看来，这样的做法也极不明智。

　　她掷地有声地反驳，我是不懂政治，但我不傻，我知道别的国家怎么看今天的中国，他们把它看成是可以进行剥削的地区。

　　别的外交官妻子在盛大的集会上用她们所有的一切打扮自己，我为什么却要把自己的珠宝弃置一旁？

　　如果我们和西方人一样的做法，这会让他们理解中国不能被忽视。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既有英勇无畏的家国情怀，又有世故圆融的处世智慧，简直令顾维钧目瞪口呆。

　　自此之后，顾维钧逐渐接受了自己的妻子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女人，不再干涉黄蕙兰，而黄蕙兰也一如往昔，继续为丈夫的事业倾其所有，出钱出力，贡献自己全部的才情与智慧。

　　当黄蕙兰随顾维钧任驻英大使期间，国民政府拨不出预算，她自掏腰包，把国民政府寒碜的驻英大使馆修葺一新，以款待各国政要。

　　当顾维钧任驻法大使，为如何装修驻法大使馆头痛不已的时候，自小置身优雅环境且拥有不俗品味的黄蕙兰提议采用中法家居各一半，混搭在一起，同时主动请缨承担起采买家具及内饰的重任。

　　那时是1937年，商业航空才刚刚起步。黄蕙兰不辞辛劳，极富勇气，独自搭乘飞机去世界各地采买。

　　只要天气允许日日起飞，在极短的时间内采购到所需的古式家具及装饰物，并将它们全部运往巴黎。

　　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来到使馆下榻，他忍不住惊叹道：“这是我见到的全世界最美丽的大使馆。它真正反映了中国。”

　　在那个年代，国人对西方世界趋之若鹜，可黄蕙兰从不人云亦云。

　　自小国外长大，西洋好物司空见惯，她最欣赏的却是中式古典美。身为外交官夫人，她身体力行宣扬中国文化。

　　用她的话来说，“她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外国人从她的一言一行了解中国”。

　　放在今天，这种文化传播力应当被给予很高的评价。

　　她游遍世界各地，点评世界著名大都市，最美是北京。

　　她拥有最精巧的西式礼服，但在重要的觐见场合，她只穿中式礼服，直至把这些礼服穿破。

　　当她回到中国，她选用老式的绣花和精致的丝绸，择取中国传统式样的特色，请一位上海的老裁缝为自己缝制衣服。

　　她穿上这些衣服，再戴上蓝宝钻石项链和耳环，觉得格外相衬。

　　黄蕙兰嘲笑上海滩穿着西式时装的贵妇名媛，说她们的穿着和她们的英国腔一样可笑，是冒牌货。

　　她批评她们根本不懂中国丝绸之美，不明白地道的中国手艺是多么的精妙绝伦。

　　黄蕙兰在北京公馆招待外国客人，常常会上一道中国菜。有一次她详细向一位外国客人介绍中国烹调，可那位外国人却直言他被中国菜吓住了，黄蕙兰不再言语。

　　一次午宴，黄蕙兰邀请那位客人前来，并将一道菜端在他面前。他吃完了之后又要了一次，最后甚至把上菜的侍者招呼过去，将整个菜肴留在自己面前。

　　外国人意犹未尽地惊呼：“蕙兰，真好，这是什么菜？”

　　黄蕙兰则笑着说，这是我上次和你说过的中国菜。

　　那位外国人也笑起来，说此味只应天上有，他以后再也不拒绝中国菜了。

　　有这样一位妻子加持，顾维钧的事业如日中天。

　　人们纷纷称赞顾维钧对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贡献，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当面提醒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顾维钧与黄蕙兰的长子顾裕昌则更直白，他对顾维钧说：“爸爸，中国大使多如牛毛。您有今天，是因为娶了我母亲。”

　　黄蕙兰晚年回忆，如果我不是大富翁的继承人，可能对我们的婚姻要好得多。

　　黄蕙兰和顾维钧的成长环境差异太大，以至于他们的矛盾在经年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尽管黄蕙兰努力学做一个中国式的贤妻，但她自身的光芒终究不可被掩盖。

　　顾维钧渐渐将感情转移给另一个女人——已故外交大使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许是因为严幼韵比黄蕙兰多了几分他需要的温柔与顺服。

　　在黄蕙兰的心中，她想要的爱情是势均力敌。

　　就如同舒婷在《致橡树》里写的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然而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这样的爱情理想太过超前，即便顾维钧也无法给予。

　　黄蕙兰最后说，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看不到我这个人也就不奇怪了。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要的丈夫。

　　简单而不无伤感的话给36年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彼时，黄蕙兰已是暮年。双亲故去，丈夫变心，儿女不在身边。父亲留给她的巨额财富早已在战火中灰飞烟灭。

　　卸下了外交官夫人这一角色后，曾经的盛大喧嚣也逐渐远去。她茕茕孑立，与两只小狗作伴，连买菜做饭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做。这与她过往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她轻易就放下了曾经的富贵繁华，安于沉寂恬淡的生活。

　　曾经珠宝是她的一部分，如今她却毫无留恋地将其锁进保险箱，只在和老友聚会时拿出几件来用于玩乐。

　　雇不起佣人，黄蕙兰在女儿的指导下洗手学做羹汤，从中发现了亲自下厨的乐趣。

　　她发现，不再担任外交官夫人之后，她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想做什么就做。她从小受人瞩目，头一次体会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简单快乐。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不断拥有和失去。人生起起落落，如潮水般循环往复，不可抗拒。人生的痛苦也由此而来。

　　如同佛家所说：“人生实苦，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放不下。”

　　如何坦然面对人生起落得失，是一生的修行与功课。

　　多少人拥有时唯恐失去，战战兢兢，不敢享用，不敢示人，将宝藏藏于深山，珍玩束之高阁，只在无人时偷偷拿出把玩。

　　当真失去后，捶胸顿足，哭天抢地，如丧考妣，茫茫然像从不曾拥有过一般。

　　又有多少人身居高位时，颐指气使，气吞万里如虎。跌落云端时，眉目低垂，惶惶然仿佛无所依恃，不知出路在何方。

　　一句话，都是迷失了自己本来面目。

　　没有多少人比黄蕙兰拥有更多，也没有多少人比她失去更多。

　　黄蕙兰不论得失起落都能淡然处之，是因为在任何时候，她都是她自己，也只是做她自己罢了。变的是外在的境遇，不变的是傲然自立的魂。

　　人唯有自立，方能对得失坦荡。

　　拥有时，尽情享用，钟鼓馔玉不足贵，只为取悦当下的自己。相爱时，全力以赴，倾尽所有，毫不吝惜。

　　缘尽时轻松放下，转身而去，不恋过往，不畏将来，只因曾经付出，所以无怨亦无悔。

　　八十多岁高龄时，黄蕙兰提笔写下自传，将自己传奇的一生记录于笔端。

　　她轻松幽默地阐明了持续她一生的哲学：

　　“我总能做到不失自己身份和本来面目。凡是有违心愿的，最好不冲突，而是轻松地说上一句，‘好啦，你过你的日子，但别指望我去过’。”

　　是啊，只要灵魂独立而自由，那么无论身处哪个阶段，都不过是走好自己的路，活好自己的人生罢了。

　　在她已经老去的某一天，街上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拦住她，问她是不是顾维钧夫人。那个女人说：“您当年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人，衣服时常变换。”

　　世间自有人记得，她曾经的一世芳华。

　　作者| 张半半，以写作认识自我，思索世界。

　　主播| 应犹，微信号：z67021247，公众号：枕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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