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死从国外偷回一根藤，让清朝人口增长三亿，至今仍被后世纪念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唱词

以上这句话是知名豫剧《七品芝麻官》中一段唱词，唱词的意义分明。但实际上，在这折子戏所在的明嘉靖年间，即使官员想要回家卖红薯也是卖不成的。因为这红薯，一直到明万历年间，才被一个秀才陈振龙引进的中国。

陈振龙实则算的上是一个小人物，他本是明嘉靖年间福建的一代儒生，自幼便喜爱吟诗读书。天分也算得上好，公元1563年，仅20岁的他便考中了秀才。但后来的乡试便被屡试不第，心知这样读下去也许会把家业败光，于是决定弃儒经商。

他虽是读书人，是儒生。但脑子并不算迂腐，那时候整个明朝都有海禁，不允许私船出海。但他却还是盯上了堪称暴利的航海贸易，举家移民至闽县的南台大道埔。跟随其他的走私商人一起，乘船偷渡至吕宋（今菲律宾）经商。

他时常往返于吕宋与福建之间，悄悄做些倒买倒卖的生意，赚取中间的差价。这样的生意做了几年之后，也就是1567年的2月。这天下恰好就换了主人，明穆宗继位，改元“隆庆”。而也就是那一年，几乎整个明朝都关闭的海港被打开。

进出口贸易得以实现，史称为“隆庆开海”。而原本是做非法走私生意的陈振龙，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了合法的“华侨”。秀才碰见好时候，抓住了这次机遇的陈振龙也不想再如往常一样小打小闹了，而是准备甩开了膀子大干一场。

可也正是因着这次打开海禁，陈振龙得以光明正大的往返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不用再小心翼翼。让他得以有心思去关注一些平常没有关注到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菲律宾自南美洲引进的作物的“红薯”，就入了他的眼。

陈振龙所生活的明朝末年，整个中国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之数，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却无力承担人口如此多的繁衍。当时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呢？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

“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 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

而菲律宾引进的这种作物，亩产的高峰期可达到4000多斤，最低的亩产也有2000多斤。对比起明朝当时亩产仅有几百斤的小麦等作物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救赎。虽说是个弃儒经商的商人，可在陈振龙的心中，却依旧还是有着书中所教导的国家大义存在。

于是，他打算就将这红薯送回本国。但当时的菲律宾也不是个傻的。他们十分清楚红薯的应用价值，不然也不会特地引进。那时候菲律宾的海关十分的严格，不允许出口任何的农作物，陈振龙几番尝试。

他试过将红薯藏在自己箱子的底部，也曾试过将红薯编到自己的藤箱里面，但无一不是被海关发现，并缴纳了巨额的罚款。但他也不气馁，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着。最后，他是将红薯的藤蔓取下来，与缆绳缴在了一起，又抹上脏兮兮的泥巴，才最终混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将红薯引进了国内。

事情就是这么巧，他成功将红薯带回国内的那一年，也就是万历二是二年（1593）。他的家乡福建省，恰好就正遭到了一“旱魃为虐，野草无青”的史无前例的大旱灾。原本还想卖一点钱的陈振龙，见此情况直接就上书福建巡抚，建议推广种植这个红薯。

这一年，红薯救了不知道多少福建人民的性命。而也正是由于红薯的出现，原本在古代一发作便会延绵五六年的大灾情，仅需1-2年便可以恢复正常。而中国自在万历年间引进了红薯之后，中国的人口也是一样呈直线的上升趋势，特别是清代人口，直接达到了四万万之数。

所以文章开头所说的，回家卖红薯一事对那些不为民当官做主的官员来说。也许是他们唯一可以真正为国民做事的机会了，在那个时候，卖红薯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可耻的事情。当然，现在也并不是。所以一直至今，还有人为陈振龙立庙祭祀，称其的作为可堪比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