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与中医

春节名称的改变与中医有着相似命运

春节，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自虞舜时代兴起至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但农历正月初一被正式命名为“春节”，却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先秦时期，叫“岁首”“上日”“元日”等；到了两汉时代，被称为“三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阶段，叫做“元辰”“元首”“岁朝”等；唐宋元明时期，则是“元旦”“岁日”“新正”“新元”等；而从清代开始，一直被称为“元旦”或“元日”。

1911 年 12 月 31 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公历，所以便统计”的目的，建议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历（也称阳历）纪元，并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发布了《内务部关于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通谕》：“中华民国采用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1912年1月1日，正式开始使用阳历纪年，称阳历1月1日为“新年”。从此，农历的正月初一，便不再称为“新年”。由于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同时也为区别世界公历的新年，所以民间就开始出现了把农历新年称为“春节”的说法。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规定，将公历 1 月 1 日称为“元旦”，而农历正月初一被正式改称“春节”。

中医，古称“医”“医学”，属于“方技”“方术”的范畴。西学东渐后，中国学术界把中国固有的学术称为“中学”，而把从西方传入的学术称为“西学”，于是乎就用“西国医士”“西洋医士”“洋医”等来称谓伴随西学而传入的西方医学，并逐渐以“西医”一语作为规范化的概念而流行起来。

与此相应，“中医生”“中国医人”“中国医学”等则成为中国本土医学的称号，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医”一词作为区别于“西医”的约定俗成的对应概念。后来，西医凭借“科学”的威力日益深入人心，并占据了中国医学的主导地位，西医学界称自己为“新医”，而将中医蔑称为“旧医”；中医学界则改称自己为“国医”，并于 1931 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1933 年，国民政府立法院讨论通过《国医条例》时，决定改“国医”为“中医”。1936 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医条例》。至此，“中医”这一名称才在法律层面得以确立。

春节的起因与中医有着相通原理

汉代的《尚书大传》说：“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也说：“正月一日为元日，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意思都是说：春节是新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端、新月份的开端。

我们的祖先之所以将早春时节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看不见月亮的日子确定为一年的开端——春节，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求阴阳调和的思想观念。在春节的确定上，既考虑太阳的运行规律，也考虑月亮的运行规律，追求的是阴阳调和、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认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自然与社会，只有阴阳和谐，才能生生不息。

宋徽宗赵佶在《圣济经》开篇即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简单而直接地说：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理，说到底就是把握和运用天地自然的各种规律，并将天地自然万物作为调治患者“阴阳不和”的手段和工具。“阴阳自合者，必自愈”，是中医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并成为一种基本的医学理念贯穿在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春节面临的挑战与中医有着相同境遇

数千年来，蕴含着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博大智慧，凝聚着趋吉避凶、追求幸福和谐的情感寄托，充满了激情与快乐的春节，在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难以解开的民族情结。但近些年来，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即使春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进一步强化为国家法定假日的地位，也未能阻止和减缓其嬗变。能够与春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搭上边的，似乎只剩下一顿与平时没有差异的年夜饭和形式上的走亲访友。

由于年岁的久远和时代的隔膜，一些春节文化符号的意义，或被淡忘，或被误读。如古人认为除夕夜是一年中阳气最衰、阴气最重的一夕，所以是绝对不会特地赶到阴气较重的寺庙去“除夕撞钟”的。

近代以来，整个社会都以“科学”为指归，衡量和评判中医是否“科学”的标准是西医，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较，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科学”的说法，因而以西医为参照物，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医学术体系进行整理和研究就成为时代之潮流。时至今日，中医学界不得不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的有关理论，并且整个社会都以为唯有如此，才算是对中医的创新和发展，由此而导致了中医概念的混淆、理论的易辙。

春节与中医之所以有如此相同的境遇，乃是因为五四运动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基础上创立新文化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代化策略的缘故。但无论如何，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丰厚文化内涵的春节，总会与中华民族一直相伴相随的。中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