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鹏 回到东北

作者 | 李清莉

编辑 | 赵普通

大鹏离开东北，是因为一个骗局。

2002年，大鹏在吉林建筑大学读大三。上学时他的成绩很好，当时长春最好的地产公司想签他，他没同意。20岁的大鹏一门心思就想着搞音乐。

大鹏的母亲是省评剧团的演员，离开剧团后，夫妻俩先是开了一家叫“真不同大酒店”的小饭店，之后改成了小舞厅。舞厅里有一批乐器，上学时每逢寒暑假，大鹏就光明正大地去练琴。

初一时学校有个演出，大鹏和两个要好的朋友准备临时成立一个组合。三人到学校旁边的地摊上挑选“目标组合”。

候选目标里有小虎队、洛城三兄弟、草蜢组合和黄家驹离开后的Beyond。小虎队因为颜值过于出众而落选，三人最终选择了Beyond。

“如果当时选小虎队，可能我就变唱跳歌手了。”

三人捧着磁带回家一遍遍听，一遍遍练，直到多年之后，Beyond在大鹏心中依旧不可替代。

2003年，同学们基本都找到了“正经”的单位，大鹏听从一位QQ网友的建议，到北京一家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办公地点在北京四惠附近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大鹏给唱片公司听了自己写的歌，公司给了很高的评价。

“我当时特别高兴。”大鹏回忆，“但是，他说我们只包装自费的歌手，如果你想要成为签约歌手，得给我们交27万。”大鹏拿不出钱，只能回老家求父母。“我当时就和他们说，你看我的梦想就差27万了，能不能实现就看家里使多大劲了。”

母亲的回答很直接，告诉他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但最后还是到处借了38000元 ，并跟他说“就这点钱，你别管我要了，你以后什么梦想跟我没关系了，这些钱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实现不了你也别怨我。”说到这段的时候，大鹏在沙发上抱着腿乐，掖在裤子外面的红色毛袜露了出来。

拿着仅有的38000元，大鹏回到北京和公司老板说：“咱们商量一下，二十七万减去三万八，剩下的都算我欠你的，能不能先让我签约？”老板采纳了大鹏的建议，收了38000元，签了合同。合同上写着，“5年内不能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否则要赔偿公司500万元。”

面对500万的违约金大鹏还有点高兴，心想，“公司还挺重视我，原来我这么值钱呢。”

时间临近毕业，大鹏还没有被公司“包装”起来。作为一名签约歌手，公司一定对他有很多规划，因此，他在心里帮公司找了各种理由，不愿意相信公司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跑路了。会不会是经营不善遇到困难了，或者是搬家没通知他？

“应该是搬家没通知我。”大鹏重复了一遍。

大鹏决定来北京随时待命，他怕万一哪天公司打来电话，他却不能准时出现。为了这通电话，此后很多年大鹏都没再换过手机号。

没有来北京的路费，大鹏心一横，把自己那电吉他卖了。

很长一段时间，那把红色的电吉他陪伴大鹏在长春的酒吧里驻唱。他形容那个地方有一股啤酒味儿，特别东北。他喜欢beyond，喜欢乐队，喜欢摇滚，但听众不喜欢。听众只喜欢伍佰，大鹏就一直唱《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对大鹏来说，唱什么没那么重要，老铁买账才重要。

新的驻唱买下了大鹏的电吉他，大鹏接下1500元钱，离开东北。

刚到北京，住不起贵的地方，大鹏就住在前门附近50元一晚的青年旅舍。每天一边等唱片公司的电话，一边在网上投简历，他投遍了网上所有带着“音乐”两个字的岗位，最后进入搜狐做了音乐编辑，一个月800元。

三五年光景，大鹏已经搬到五道口与人合租，但依旧没有等到唱片公司的来电，他逐渐接受了自己被骗的事实。室友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大鹏问他这个钱有没有可能打官司要回来，室友给他科普了一下把钱追回的难度，更重要的是，花出去的钱可能远不止38000 元。

回忆的时候，大鹏仰着头，视线望向办公室里一扇很高的窗户。“我有时候也在想，那些人现在如果在电视上、电影屏幕上看见我，是什么感受？”

“当初签约的时候，我认为那是我人生中特别意气风发的时刻，以为人生从此会被改写。”直到现在，大鹏还保留着签约时的合影。

音乐梦被按下暂停，上班路反而越走越顺。2007年，大鹏开始主持《大鹏嘚吧嘚》，《屌丝男士》作为这档节目中的单元剧，一炮而红。2012年，大鹏把《屌丝男士》做成了正儿八经的迷你喜剧，这部剧里累计出现了100多位明星。2012年时互联网视频还没有兴起，大鹏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风口，《屌丝男士》成为当年的爆款。

长久以来受到互联网思维影响，大鹏知道如何抓住观众的目光，他总结了四个字“简单粗暴”。剧中出现了很多现在看来很无厘头的片段，但当时观众们看得很开心。

“你现在想象一个人站在墙边，全身画成和墙一样的颜色，代表隐身。现在都不敢往那儿想。”大鹏把头一歪，摆摆手，“当你想到了这个桥段，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念头否定，说：‘现实生活是这样吗？化这个妆得化多长时间，得消耗多少成本，不合理。’所以，当这个念头出来，那个桥段也就不存在了，但又是那些桥段组成了《屌丝男士》。”

2013年，大鹏出了一本自传《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书中说自己是个特别需要存在感的人，《屌丝男士》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这种存在。当时，新书的签售会在一个图书大厦里举行，等着签名的读者从楼上一直排到地下车库。

那年，大鹏31岁。

每个人红了以后的“流程”都差不多，对大鹏来说，争议从此刻就没有停止过。有人喜欢他，就有人觉得他Low，有人说他做了中国从未有过的喜剧类型，也有人骂他作品毫无笑点，看不懂在讲什么。但大鹏还暂时顾不上思考这些声音，因为还有人想让他把《屌丝男士》拍成电影。

大鹏原本想要找专业的导演和喜剧演员来完成电影，但对方坚持让他出演。相持不下了一阵，大鹏想，“那我干脆就写一个属于大鹏的故事，我自己来演，毕竟除了我没有人能演大鹏。”

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的《煎饼侠》。

《煎饼侠》前后花了两年，于2015年上映，收获了超过11亿票房。在10年代，处女作能收获10亿以上票房的导演不多。

回看最初的两部作品，大鹏总会恍惚，“那会儿什么都不懂，摄影规则，景深、机位、表演尺度……现在懂了，彻底懂了，但那些桥段已经不存在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比六年前高出很多，但可能拍不出比当时更好的《屌丝男士》《煎饼侠》。

“那会儿什么都不懂，就干，收获着也失去着。”

《煎饼侠》过后，大鹏红得更加明显了，他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电影节，甚至登上春晚。做好妆发，西装革履走红毯的时候，大鹏经常会看到红毯两侧，那些曾经和他一起跑现场的记者同行。

有时他也会揣测，这些同行对他是怎样的看法。几年时间，一条红毯，两种身份，这个瞬间会让他有点不自然。

所以，大鹏尽量让自己不改变，也很少和人保持距离。半夜十一二点，他会突然接到老同学的视频通话邀请，大鹏接通后，看见对方在某个酒局上，手机里传来：“我朋友都特爱看你戏，我说我认识你，他们还不信。”然后，大鹏就会和朋友的朋友们聊一会儿。

被问到成名后，父母会不会觉得他是家里的骄傲时，大鹏否认了。他没太感受到家里人对他的态度有变化，长久以来，父母都支持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不懂拍电影，但大鹏的每部作品都会看，“每次都会夸我，我儿拍的真棒。”

这次《吉祥如意》上映后，母亲同样夸了他，只是多加了一句：“把妈妈拍的有点老了。”

《吉祥如意》是在筹备《缝纫机乐队》的时候拍的。《缝纫机乐队》在吉林省集安市拍摄，离姥姥的家乡很近，电影里的“大吉他”要建5个月，当时临近春节，大鹏想要回去拍一场家里人的年夜饭，顺便还能陪姥姥过个年。

《缝纫机乐队》大吉他雕塑 图源网络

工作的前几年，每年春节大鹏都以记者的身份去报道春晚，采访参加春晚的明星嘉宾，没法回家过年。后来大鹏自己开始参加春晚，依旧没法回家过年。所以，具体有多久没有和姥姥一起过年，大鹏也记不清。

为了这次拍摄，姥姥所有的孩子都回到了村里。

在大鹏的印象中，姥姥是全家的大家长，一个非常阳光、喜庆的老太太。姥姥有5个孩子，大鹏的母亲排行老四，她的哥哥就是《吉祥如意》的主角，三舅。

大鹏是家里的独生子，但他有六个姐姐，一个弟弟。在东北漫长的童年里，他经常和姐姐们混在一起。

三姐王丽丽给大鹏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三姐总是带给他一些新鲜玩意。三舅生病前，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去村子外上学的，后来成为了辽河油田保卫科科长，工作体面，发展最好。每年寒暑假，大鹏到三姐家做客，总能发现新大陆。“我人生中的第一块巧克力、第一块泡泡糖是我三姐给我的，第一次玩儿俄罗斯方块，是从三姐那儿看到的。”大鹏玩笑说，“小时候每次看到她家，都有一种‘高攀不起’的感觉。”

后来三舅病了，工作没了，逐渐记不得周围的人，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女儿，每次女儿进屋，三舅就会追着她打。“后来，我三姐进屋都不敢换鞋，只要我舅一打她，她就往屋外跑。”大鹏描述。三舅的妻子也受不了这种日子，和三舅离了婚，带着女儿去了外地。

到2017年春节，三姐已经有十年没回过家。

大鹏的三舅王吉祥

后来的日子里，三舅开始逐渐变得温和，除了有些痴傻，已经不再暴躁。拍摄《吉祥如意》的时候，与大鹏找来扮演三姐王丽丽的演员刘陆，相处得也很好。刘陆曾在影片中质问三姐，为什么十年不回家？

回答是沉默。

“我能理解她。”大鹏解释着，“她在一个女孩成长的关键期，家庭忽然出现这样的变故，对她的打击很大。”离乡后，母女俩的生活过得并不好，母亲为了养活她，给不同的家庭做保姆，十几年如此。“她没得到过什么爱，所以也没学会怎么去爱别人。这些年三姐没有稳定的工作，后来女儿出生，她也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女儿相处。”

几年前，王丽丽的母亲查出癌症晚期。王丽丽尽心尽力带着母亲治病，照顾母亲。2020年9月，治疗的关键期，大鹏帮着找了北京的医院，安排住院治疗。大鹏取了一笔现金，找了个辙说是拍《吉祥如意》的片酬，他知道三姐需要，想替她承担这部分经济压力，但对方死活拒绝了。

“她和我说，我去拍这个电影不是为赚钱。我以前没有跟我爸相处过，这次你让我回了一趟家，把这些拍到了电影里，我觉得挺完整。”

那个瞬间，大鹏觉得三姐很伟大。

大鹏的三姐王丽丽

很小的时候，大鹏的母亲也被查出肾病，医生当时说只剩两、三年时间，父亲还是不断带着母亲四处看病，大鹏就被托付给姥姥。现在母亲的身体很好，大鹏说她是“医学奇迹”。

一直到初中，大鹏的父母下岗开店，每天都很忙。三舅突然生病，只会来回念叨着几个字“一二四五，文武香贵”，姥姥转而去照顾三舅，大鹏就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

每晚他会和班里的同学翘掉最后一节自习课，带着十几个小朋友回家玩。10点钟，同学们各自回家，大鹏独自把家里打扫干净，恢复如初。然后自己写写东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父母从舞厅回来，大鹏背着书包去上学。

这样的生活日日反复，直到大学。

所以，大鹏最害怕的就是过年与父母独处的日子。“40平米两个房间，三个人在一起非常尴尬。是斗个地主呢，还是展开一场深入地谈话呢？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一直没有和父母培养出合适的相处模式。”

直到拍完《吉祥如意》，大鹏开始每天都给父母打电话，问他们吃了什么，在干什么。不厌其烦，一遍一遍。

《吉祥如意》海报

1月29日，电影《吉祥如意》上映当天，毒眸在大鹏的工作室等待他。

刚结束上一家采访的大鹏插着兜从楼梯走下来，穿着一身黑色运动装，头上戴了顶扎眼的荧光粉毛线帽，红色的袜子裹在裤腿外。

工作室一楼有一条实木长桌，不久前大鹏刚在这儿庆祝过自己39岁生日。采访前，我们在这张桌子前偶遇，对坐在桌边抽烟。大鹏有点疲倦：“让我缓缓，缓缓咱们能聊的更好一点。我发现这人啊，话说多了就感觉消耗精神。”一遍遍回答重复的问题，是导演们宣传期的常态。

烟雾缭绕，一直沉默的大鹏看着手机，突然出声：“有的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一部分观众的评价。”然后笑了一下，有些无奈。

大鹏又在看观众的评价。

大鹏是个很在乎公众评价的人。他把这些归结为自己的性格，“那些赞美好像影响不了我，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会很害羞。我比较相信那些负面评价对我的影响，要是被骂了我会特当真，我会探究为什么，我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局面。”

“这样会非常影响心情。”

“对，非常影响心情，但又没有办法。我知道自己不能过多解释，因为会造成新的影响。但不说我也挺难受的。”

“用什么方法消解这种困扰？”

“时间。希望能有更久的时间，更多的作品。让大家对我建立新的评价。”大鹏坐到沙发上，把毛线帽撸下来扔到旁边，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前些天，大鹏参加《演员请就位》，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拍一个短片。节目组建议他拍喜剧，他就想拍个不一样的武打戏。《花木兰》播出后，好评如潮，大鹏收到了无数赞誉。

他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想到这是大鹏拍的。”这让大鹏有些困扰，观众对他的评价总有一些“滞后性”。

拍摄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水平，几年的导演生涯已经给了他信心，但观众们似乎不太清楚。“这么说可能有些不谦虚，但我很真诚。”大鹏知道改变观众和自我之间的认知，这件事还需要一些时间。

工作室有一面奖杯墙，上面整齐地摆放着这些年获得的荣誉，因为《吉祥》获得的金马奖证书，被放在了架子上最显眼的位置。这些奖杯多少证明了他擅长做这件事。

大鹏把擅长和热爱分得很清楚。“我没有那么擅长做音乐，人们经常误以为自己喜欢的就是擅长的，其实不是。”

去年底，他邀请隔壁老樊演唱了《吉祥如意》的片尾曲《常回家看看》。本来可以自己来唱，但他经常会故意“错过”这些机会。梦想轻易实现对他来说，远不如追逐的过程重要。

“但你说什么时候实现它呢？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做这个事儿，不着急。”

“可以再等等。”大鹏思索了一会。 “不然呢，我还能为什么事这么有冲劲地往前走？”

对大鹏来说，电影还会一直拍，认真地拍，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也不能被替代。是那些支撑着他的生活，一如当年只身离开东北。

去看隔壁老樊的演唱会时，大鹏看着周围的观众，他们手里挥舞着荧光棒，和老樊一起合唱。

那一刻，他心里涌上一股冲动，“如果有一天我也站在舞台上开一场演唱会，底下的人都是因为想听我唱歌来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