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根抛物线：宋仁宗朝的帝制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

　　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摘自作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读史系授权发布

　　这是一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抵达最好状态，然后一路下行，节节倒退，直到1911年。

　　我所采用的衡量帝制时期王朝政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来自秦始皇那个万世一系的梦——凡是有利于本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长治久安的最高目标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第一，是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

　　第二，是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皇权的稳定与安全。

　　为实现上述目标，王朝政治应当追求：

　　第一，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上，要尽可能防止地方专权，对其他一切机构、群体和个人实行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

　　第二，在政策制定上，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以确保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

　　第三，在政治运作中，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地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与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

　　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

　　朝廷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够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真正做到了“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

　　更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然而，从北宋神宗朝开始，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

　　最初的破坏发生在宋朝本身。王安石变法彻底改变了北宋政治，增收成了朝廷国家的第一政策诉求。雄才大略的宰相和年轻有为的皇帝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造成了排斥异己的新风气，正常的舆论批评被斥为“流俗”，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蔑视。新政策、新风气培养出来的“新官僚”，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

　　对于这种变化，司马光痛心疾首，却没有能力改变。在司马光身后，士大夫集团走向恶性分裂，皇权膨胀，腐败加剧。

　　到了南宋，朝廷国家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财政支出持续走高，理财之臣得到重用，皇帝与权相结合，继续挤压普通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官僚的工具性不断增强。

　　宋朝政治的败坏，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尽管那一段历史转折通常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真正的转折动力其实来自神宗皇帝——他要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大有所为，以证明他本人及其血统的光荣与正确。

　　当皇帝决心冲破制度与传统的约束，唯一能够阻挡他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其上层的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

　　然而，总会有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对皇帝的欲望加以迎合——我不否认王安石有属于自己的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当他把皇权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就已经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

　　当然，哪怕到了南宋，华夏政治文化中一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在实践上不断背离，但是在理论上，这些原则性共识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是底线。

　　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包括三点。

　　第一，“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共同构成“江山社稷”，皇帝与朝廷国家承认并尊重“江山社稷”的整体性，承认朝廷国家与老百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承认并敬畏天下苍生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

　　第二，“人格平等”的概念。君臣之间存在着抽象的人格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承认并尊重士大夫的集体人格，承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力，不以“政统”而灭“道统”。

　　第三，皇帝承认批评和监督的有益性，对批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士大夫的劝谏。

　　金元以来，北方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野蛮征服文明，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开始遭到破坏。

　　金朝皇帝挥舞鞭杖，对待官僚如同对待奴仆一样。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大中国的统一，对帝制中国的版图，以及境内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有开拓之功；然而在元朝治下，政治文化却发生了两大倒退：

　　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从“江山社稷”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元朝国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产；

　　在君臣伦理上，从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变异为主奴关系。

　　从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等于否定了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之间存在整体利益，天下苍生彻底沦为蒙古贵族奴役、剥削、压榨的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元朝国家不可能再费心寻找和维持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在宋朝的君臣关系之中，君臣人格平等，臣子依靠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可以获得引导、劝谏皇帝的权力；在元朝的主奴关系中，奴婢对主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服侍的责任，绝无批评的可能。

　　传统君臣关系从“君臣”到“主奴”的变异釜底抽薪，打碎了士大夫通过批评约束皇权的基础。华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遭到了彻底的动摇和瓦解。

　　接下来，明太祖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执塑造了明朝政治。这个安全感极度匮乏的皇帝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他用野蛮的廷杖击碎了士大夫的集体尊严，又剥夺了他们不合作的自由，再以功名利禄相诱惑，最终把士大夫变成了驯服的工具，“忠君”变成了单方面的绝对服从。

　　皇权无限膨胀，继而走向专制，臣子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上流无用”与“下流无耻”交相为用，上流者空言道德，下流者专事私利，道德虚伪化，政治空心化。

　　到最后，清朝入关，挟私心以治中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终心怀犹疑，不能同心求治。君主与臣子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共同的高尚追求来强化忠诚。朝廷国家看老百姓永远像在看可能的反贼，当他们意识到民船的运力和武器装备可能会超过水师战船，第一反应是拆毁民船，限制其发展。而在南宋，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对民船运力的合理利用。

　　金元明清，一路下行，华夏政治传统中的原则性共识荡然无存，或者说名存实亡。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更为虚伪、更为野蛮的政治文化。而这就是中国在迈入近代门槛之时的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慈禧太后会用海军经费来修颐和园，在这个政治文化当中，是一点儿都不稀奇的，因为这个老妇人缺乏“江山社稷”的基本概念。

　　以上就是我讲的有关倒退的故事。讲出来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也感到沮丧。在沮丧中，我列出了一些有待思考的问题，比如：明、清的长期稳定统治究竟是靠什么延续的？是专制的效率，还是制度的作用？又或者说当一定疆域内的文化整合完成之后，它自身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比如：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当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幼稚病，对异议缺乏包容，对抗争缺乏耐受？这些问题我暂无答案，请大家一起思考。

　　当然，在这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当中，还是存在积极成分的，那便是我们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绝不只有金元明清一个面相，还有宋朝那种最好的状态，尽管脆弱，但毕竟曾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