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共济会会员（2）

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共济会会员（2）

满清首任英法公使参加共济会活动的记录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湖南湘阴人。晚清高级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光绪二年十月出任满清首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

郭嵩焘著有日记《使西纪程》、《养知书屋日记》、《伦敦与巴黎日记》等。

日记中1878年10月，有其参加英国共济会一次活动情况的记述，这大概是现存可考的最早有关“共济会”活动的中文记录。

《日记》中提到共济会记作“茀利密森斯会”——这是Free-masons即“自由建筑师（石匠）”一词英文的音译。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摘录：

郭嵩焘记载了共济会的会议情况：

“（共济会员）先运其箱椅至，有巨椅三筵。后筵一为人眼，一为日，一为火。

稍下，一为测天仪器并星，一为起造房屋，一为测海仪器，如曲尺及三角尺。

两旁柱亦各不同，柱端一为菜叶，一为卷棚，一为方棋。”

筵，即挂毯。此所说三筵，是绘制共济会符号的三块挂毯，挂图。

绘制各种共济会象征符号的挂图

一块绘有“人眼”、“日”、“火”，眼即独眼，共济会崇拜的上帝之眼，又称“全视之眼”（All-Seeing-Eye）。日、火均为共济会符号。

“测天仪器并星”，应是圆规、曲尺等，郭氏把它们当成了测天仪器。

“两旁石柱”，所谓“菜叶”、“卷棚”和“方棋”，是共济会的神柱，它们是支撑所罗门圣殿大门的两根支柱，左边的名为Boaz，右边的名为Jachin，有时也会以三根柱子表示，自左到右分别是“古希腊”（小亚细亚）的多立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三种风格，代表了犹太人所罗门圣殿信仰的“三大法则”：力量、智慧和美丽。

郭嵩焘对于共济会的历史叙述如下：

“询知茀利密森斯会起于两千年前犹太国主沙洛门，尚在耶稣之前。其初以测量营造为名，故至今仍为石工会。积年既久，尽失其故，不知作何营干。”

所谓“犹太国主沙洛门”者，即犹太人王所罗门。根据共济会神话，所罗门建造了共济会的第一圣殿。圣殿建筑师即共济会。

最后，郭嵩焘记载一则有关共济会秘密性的轶事：

“入会者禁不得外泄。每年择地一会。曾有妇人入大坐钟内，置所会厅窃窥之。会中人知之，破钟。邀此妇人明誓入会，其事终无有知者。”

【郭嵩焘简介】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湖南湘阴人。晚清高级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也是福建船政学堂——中国第一座海军学校的创办者。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

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因此郭嵩焘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

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

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焘与守旧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上书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称：“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

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

国内守旧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郭“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

（20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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