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麟房山石经“再研究”，一项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处位于北京市区西南的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代绵延至明代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也是世界上现存两处著名的佛教刻经之一，庋藏的大乘经典，其数量之多、绵延年代之久，堪称世界之最。

北京房山云居寺（图片为编者所加）

我国现存的文物类别多样，石窟寺和刻经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刻经是我国将儒家经典和宗教经典（包括佛教、道教等）摹勒上石的一种镌刻活动，因镌经于石而被称为石经。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

北京房山石经山藏经洞 （图片为编者所加）

房山石经（图片为编者所加）

石经山远眺 法国蒲意雅摄

石经山隋唐古道遗迹

石经山顶唐代古井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绵延至明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隋代开山静琬法师，受北齐唐邕、灵裕“末法”影响，继河北鼓山响堂寺、宝山灵泉寺的刻经活动，在北京房山开凿石窟、刻造石经，锢藏石室以备法灭。刻经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选取方板，将佛经刻在上面，嵌于洞内石壁，即现在的雷音洞（五洞）里。另一种是磨造长方形石板，两面刻经，积若干后迭藏在洞窟里，洞满后以石门封闭并铁水灌注，石门上部开石棱窗通风，以保护叠压堆放的经版。辽金两朝又续刻了一万零八十二块石经版，埋藏在云居寺南塔前的地穴中，地穴之上建塔树幢为识。元代高丽僧慧月达牧做了一些补缀工作。明代补了少量佛道经典，藏于山顶洞中。从隋至明山顶共开凿九座藏经洞窟。清康熙时也刻了少量经碑置于云居寺内，但一般认为这些已不是静琬发愿刻经的初衷了。总之，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到明代崇祯年间经六个朝代历一千一百余年，共镌刻了一万五千余石的经版。这种经久不息、信心不坠的艰巨工程，是世界上少有的，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石刻文献。

目前，对北京地区佛教传入时间，还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的支撑。所以，必须要从别的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有关情况入手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向达、阎文儒带领北大学生考察云冈石窟

20世纪50年代向达、阎文儒带领北大学生考察大同华严寺

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调查者之一和撰文者，曾划船沿洞做考察抄录

1958年发掘云居寺南塔下辽金刻经时情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梦麟先生在云居寺北塔修缮施工现场

唐临《冥报记》有关静琬刻经建寺的记述 日本高山寺藏唐写本

石经山之名是因隋唐之际的高僧静琬刻石经、建云居寺而得名。云居寺和石经山互相依存，实为一体而不可分。唐贞观年间，吏部尚书唐临在《冥报记》中记述了静琬刻经、建寺的传奇事迹。唐总章二年（669年）玄导刻经题记中已有“云居”二字。石经山和云居寺之南、拒马河之北有一石窝村，盛产洁白石料，为刻经的良材。静琬从幽州到此后，看中了这块宝地，开始刻经保护永存，其弟子相继五代不绝，刻经事业历唐辽金元明千年不衰。又因此山秀拔，酷似五台山，其上曾建有五座唐塔（今仅存二塔），凿洞窟閟藏佛教经典，如同印度天竺山，故百姓又称之爲“小西天”，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游览诗篇。2016年，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一甲子时，曾在云居寺展出了辽宁省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唐岱所画《大房选胜图》（之二）“香树林”纸本设色图，描绘了大房山和云居寺一带的美景。乾隆帝为谒西陵，令侍臣邹一桂“画图以供御览”，也有描绘云居寺的诗文和美景（现藏首都博物馆）。上述二图虽是清代作品，但也让我们体会到古代帝王、文人对石经山和云居寺的赞美与爱慕之情。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了解房山石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存价值。为此，就有必要交待一下发掘拓印这宗伟大石刻宝藏的由来。

二 启洞捶拓——传统工艺与工匠精神的完美结合

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的方式，向拟在缅甸举行的纪念佛涅槃大会献礼。为此，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关注和指导。

这里，人们一定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经济也还困难，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工作呢？其原因一方面是外交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保护文物，对千年以来尘封的石刻做科学的考察，留下宝贵的材料，更好地研究利用这宗传世文物遗产。

对石经复制、保护的主要方法，是我国古代创造的一种保存、复制古代石刻文字的传统技艺——拓印，通过宣纸和墨，使石刻的形制、文字风格、神韵得以完美再现，所得拓片长久保存于图书馆和专门机构内，使后人在有机会一睹石刻珍品的神韵、研究经本的同时，也欣赏到中国工匠的高超石刻雕刻技术和拓印艺术。在我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就留下不少可视作文物的善拓本，历史上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蒐集了许多碑拓珍本，著录于《金石录》中。房山石经虽不是每件石刻都是珍品，但数量达一万五千余石，每份拓片达三万余张，尤其是盛唐的碑版，其书法和刻工均十分精湛，多为仿唐代书法家书法的风格，作为今人练习古代书法的范本绝不逊色。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阎文儒、黄炳章先生考察石经山藏经洞

金仙公主塔及塔前唐开元九年碑清末旧影

石经山绝顶 唐金仙公主塔题刻拓片

云居寺瘗藏辽金石经的南塔地穴也很特殊，出现了掘地穴、上建塔的形式，这种藏经方式，与唐宋塔中藏抄本和刻本佛经有关。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谷牧副总理考察十渡路过云居寺，吴梦麟抓住良机，向他介绍了石经堆放在简易经版库（1959年用39万元修建的）中的状况，谷牧副总理很快就作出指示，石经版要放在铁架上，不要就地摆放，还指示拨付了当时需要国家控制的铁材料指标和十五万元修缮经费，塔下出土的石经版随后得以妥善保存在改建的经版库中。当时地穴还保存完整，大家想借鉴兵马俑的展示方式，将来复制少量经版，在地穴四周加上看廊，让人们领略这种特殊形制的瘗藏石经方式。1999年9月9日，有关部门决定填埋辽金石经地穴，将石经版堆放在新建地宫中，还要充入氮气，致使这处特殊人文遗存失去了真实性、原真性，无法还原瘗经的历史原貌了，日后的“申遗”也因此受到影响。云居寺地穴藏经的方式在全国可能仅有此一处，这种瘗经形制与其他著名的石窟寺有别，反映了我国石窟寺的多样性。季羡林先生对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给予高度评价，就是基于这两组文物价值特殊的缘故。

我们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基于进一步发掘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的考虑，酝酿多年并得到学界先辈的支持，才尝试着对房山石经题记进行重新整理与研究的。

三 从题记《彙编》到“再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北京图书馆《石经寺碑彖》油印本书影

《石经寺碑彖》题记及徐自强先生校勘手迹

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影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凡例手迹之一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前言手迹之一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前言手迹之二

五洞外唐贞观二年静琬刻经题记

房山石经拓本

房山石经拓本

同时，初版《彙编》在体例上也有些欠缺。当时按佛经列目，研究者大多不研究佛经，用起来极不方便。如能按考古的方法，对发现的考古信息也有所保留或恢复，使石经山藏经洞如云冈、龙门、敦煌等一样以石窟爲单位，呈现洞窟内经版摆放的先后次序，展现洞窟结构等信息，那将是一部生动的考古报告了。如今石经山上九座洞窟仍完整保存，与上述著名的石窟相较，其洞窟的形制与庋藏的石经密不可分，是我国洞窟的另一种特例。可惜的是，20世纪50年代发掘时的数据和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丢失，只能按当事人的一些记忆去推测经版最初的瘗藏状态。另外，当时主持工作的是佛教工作者，他们侧重佛经版本，而题记往往镌刻在经版上的下端、侧面等不醒目的位置，有的混写在经文中，因此抄录者将题记抄错、位置颠倒、文字不全、漏抄等现象屡有发生（此次我们对照拓片做了核对）。此次重新整理时，我们大胆修改原编纂体例，也是想通过题记的整理和研究，让这组特殊文物归入考古系列，将不可移动的洞窟与石刻紧密结合，反映千年庋藏的洞窟特点。同时，为了在整理时尽可能还原其保存佛典的宏伟意愿，特别是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等诸多方面的题记材料梳理清楚，我们对初版《彙编》的内容和体例进行了较大的改变、增补，使“再整理”后的《彙编》成为一部前后相衔接的专著，更利于读者使用。

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整理题记的过程中，也疏理出一些问题，简单列举如下，有待于专家和读者探讨、指教。

（一）关于辽金时期的马鞍山刻经。编号为“塔下·四”的《佛説菩萨本行经》题记大致刻于辽末乾统或金天眷之间，其中提到的《大方便报恩经》“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又金天眷三年（1140年）比丘玄英、俗弟子史君庆《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録碑》中说：“……镌标在马鞍山洞里，□ □六年再造此《报恩经》。”其语气好像是马鞍山洞里的刻经，与塔下埋瘗的刻经，都是同一批人所刻。比丘玄英、俗弟子史君庆是清楚马鞍山洞里埋、刻了哪些经的。虽不能肯定云居寺塔下的藏经中有哪一部分是从马鞍山洞里运来重瘗，但马鞍山洞里的刻经与比丘玄英、俗弟子史君庆大规模刻经活动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还有待探索。据王鼎撰《马鞍山行均碑》（在戒台寺），可推知马鞍山藏经洞的大致位置在此附近。最近在戒台寺发现了辽代残经版，然而与云居寺和石经山的经版形制、标号明显不一致。其镌刻的内容《金光明经》，在石经山上唐代数次镌刻过，塔下辽金时已不再镌刻。在石经山、云居寺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大规模的瘗藏石经？目前还不能得出结论。

（二）关于《契丹藏》作为底本问题。据辽僧志延撰《阳台山清水院碑》（咸雍年间立，在北京大觉寺），《契丹藏》的部帙、数量等似已确定成书。此次整理，根据译经完成的先后时间，以及辽天庆八年（1118年）志才撰《玄居寺秘藏石经塔记》中提到的道宗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百片”的说法来看，这部分塔下刻经计4980石、拓片9960张，其底本可确定为据《契丹藏》所刻。而实际发掘出的塔下藏经10082块中的剩下部分，即5102石、拓片10204张，皆为比丘玄英、史君庆、张企徵、汉王（赵王）等金代人所续刻，这部分经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北宋新译密教经，其卷首多保留“大宋新译经”的“圣教序”。因此，塔下刻经并非都是依据《契丹藏》所刻，因为这部分宋初新译经译成时《契丹藏》早已成书，此时辽代已经灭亡。

玄英、史君庆等人刻北宋初译经，反映了宋、辽之间文化传播（佛教文化）是密切而频繁的。

（三）关于辽代续镌石经山顶“四大部经”。此次发现，辽代是在韩绍芳（太平年间）取出经版“验各对数”之后，才开始了此项活动，并且很快完成（清宁年间）。辽人续镌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后七十余卷，并且对前面一些卷帙中的残缺部分进行了补刻。此后，辽人又单独刻了“四大部”中的《大宝积经》（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20卷、经版360条，以及《大方等大集经》等其他山顶大经版（数量未具体统计，约500石左右），这些大经版虽是辽代续刻的大部帙佛典，却基本上是就地取材，磨去唐代一些不重要的功德经（主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作佛形像经》《父母恩重经》之类，从辽代续刻经版的碑首、碑侧题记、经文残存可辨唐刻字迹）。辽代磨去唐代经版重刻佛典损坏掉的唐经版数量是巨大的。以《大宝积经》为例，360多石基本上皆为磨唐重刻，故经版大小形制不一，字的书写规格也不一致。另外，辽人磨去唐碑的打磨工作也比较粗糙，中晚唐抹角碑、圭首碑、圆首碑上端的旧有额题、花卉、图案等往往都有残留痕迹可辨。有的碑侧唐人刻经和题记也忽略未加工，斧凿痕迹明显，不似唐碑精工细作。

既然辽代在山顶上的刻经活动是有组织进行的（提点书镌校勘机构完整），那么山顶这部分辽代续刻经是在什么地点进行的？在山顶上书写、镌刻，就地回藏洞中？还是从洞中取出待打磨的经版、运到山下基地，书刻完后再运回山上回藏洞中？还不清楚。

（四）此次勘对《巡礼题名碑》和唐人经碑后的邑社人名，虽极为枯燥，也逐渐发现了规律。这部分大量出现的题名，主要是中晚唐刻经所附，反映了当时的民间习俗、信仰，以及家庭、邑社结构等。这与《大般若经》初镌时（天宝年间）大量出现的邑社造经、行会题名既有延续、又有特点。特别是题记中一些“安史之乱”部将及其遗族的题记，“昭武九姓”、契丹、奚以及道教、祆教等的题记，都是为前人没有关注的新内容。还发现了一些重见的人物，如云居寺主律大德真性所造经（律大德碑今仍在云居寺内），《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碑侧的“书表赵日恭”，见二洞二六《大明度无极经》卷后长篇题衔，曰“前书表赵日恭”又如四洞一四一《石经山重金佛像题名碑》中的“当寺讲经镌字沙门可昭”题名，此人曾于清宁九年（1063年）刻《大方等大集经》等多部经典，有题名，皆王诠书丹。此时“四大部经”已续镌完成（清宁四年赵遵仁碑，王诠书），但辽人在石经山顶的“续镌”活动并未停止，可能一直刻到山顶所有的洞都塞满了为止，才转而山下寺内的刻经活动。

（五）关于石经山唐代藏经洞。目前，唐代各洞的洞名，八洞为“华严堂”（见贞观二年（628年）静琬题刻），四洞爲“涅槃堂”（见贞观五年静琬题刻），五洞（雷音洞）应名“法华堂”，理由如下：

首先，五洞内最先刻造和最主要位置的经版，爲《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

其次，据四洞内发现的精美造像碑唐咸亨二年（671年）七月张惠造《佛説造立形象福报经》所附长篇《发愿文》（图版亦见1928年文物版《房山云居寺石经》第21页），曰：“故于法华堂内树经碑，额上造像弥勒像一铺。”此碑拓片高一四九、宽六二厘米（带碑首高度），适合立于今五洞（雷音洞）中。但现在五洞一般都叫“华严堂”。另外，二洞中发掘的有的巡礼碑中也明确称一洞为“南堂”的。

九洞内多为中晚唐刻经，但是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洞、二洞、三洞、四洞、六洞、七洞、八洞皆有），这也是一个没弄清楚的问题，也许与此洞的开凿时间有关。那么，就方位而言，今天的一洞，在唐代是否被称为“北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