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村村主任杨宁示意在场的干部不要起哄，转过头安慰“苗阿嫂”张海慧别害羞：“山泉水的西瓜这两年卖了多少钱，阿嫂你说说看。”
2020年12月17日下午，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江门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邻村元宝村村干部来交流扶贫经验，杨宁特意从村委会食堂请来正准备洗菜的张海慧。
作为2020年最后一批需要国务院“挂牌督战”的52个贫困县之一，融水县有青山绿水，也有最难攻克的“最后贫困”。杨宁大学毕业回村时，江门村贫困发生率为20%，如今已降至0.05%，成了周边村寨竞相效仿的模板。
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关于融水等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的请示。
苗寨十年，杨宁深刻地体验到“需要与被需要”。“大城市多你一个不多，但这里，多你一个就会有大不同。”十年前，老支书这样对她嘱托。
“说话终于有点分量”
2010年，从山里走出去的杨宁，自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毕业后，通过大学生村官选聘，又回到了江门村。
穷乡僻壤的村委会，杨宁起初只能和文书打交道。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城市和高等教育曾赋予杨宁的见识日渐被消磨。2012年的某天，杨宁和乡政府中一位女性前辈聊天时，谈到了“想做事”但“没钱没资源”的无奈。不料，前辈听完，就以公务员的身份为杨宁担保，贷款5万元。杨宁说，自此，她的“生命才得以在大山深处绽放”。
那还是一个“穷怕了”的年份，一年只有1000块钱收入的村委会，办公室打开门就是马路，卡车经过，“吃一嘴灰”。小时候，杨宁曾问奶奶为什么苗寨的大人也喜欢吃糖，奶奶的回答是：“生活太苦了，嘴巴里能吃上一颗糖，就觉得生活还是有点甜。”
拿到贷款后，杨宁觉得，她也需要“一点甜”。
带上用元宝山脚竹子加工成的竹片，女学生摇身一变女推销。广西、广东、海南，奔波在各村各屯蔬菜大棚之间的杨宁，主动找农户攀谈，“阿公，你看我们这个竹子，做大棚支架很牢靠。”
杨宁至今要念起八年前冬天一次运送竹片的经历。那晚，杨宁开车六小时到达柳州竹子收购点，解开绳子，绿油油的竹子中，夹杂了不少发霉的竹片，“眼泪哗就下来了”。
但变化还是开始发生了。平日里叫她“小杨”的村民们，对“小杨”多了一份敬意。“说个话，终于有点分量了。”
2016年，杨宁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此时的江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3户323人，贫困发生率20%。
（农健/图）
管村像管理企业
不同于前两年在外跑销售，在村走访贫困户，2020年的杨宁，更多时间用于宣讲和接待参观者。临近年末，元宝村的干部，是今年第四批来访者。
“村子海拔高，种个西瓜只有拳头大，现在只能种点冬菇。”交流会上，元宝村的干部抱怨道。
杨宁随口用方言接了一句：“那你们的定位有啵？”见对方答不上来，杨宁接着说：“你们的蘑菇和东北、浙江的有啥区别？海拔高一些，倒是可以起名叫‘云端’冬菇。”
元宝村的干部乐了，“还是‘杨总’会起名儿，先有泉水西瓜，又有云端冬菇，估计能成爆品。”
泉水西瓜，源自2016年，杨宁在朋友圈帮贫困户董大嫂销售用山泉水灌溉的西瓜一千八百多斤。又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好、昼夜温差大的特点，顺势组织留守妇女成立了苗阿嫂种养专业合作社，如今已有23亩的种植规模。
“广西其他地方几毛钱的西瓜，我们的在地里就能到两块。”杨宁说，“种西瓜学不走，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学到我们关于发展的理念。”
元宝村的干部坦言：“农产品种出来又不好卖，被外地老板骗得多了，老百姓也不敢跟着搞了。”
今年以来，广西根据行政区划的级别和贫困程度差异，从自治区、市到县，推行分级督战制度，在资金、项目、政策方面都加大支持。融水县直到今年5月，还有26个贫困村约7000人未脱贫。
“管理村寨有点类似于管理企业，让老百姓服从制度最重要。”杨宁承认，中国农村本质上还是乡土社会，“如果带头人没有一点奉献精神，不主动去做事儿，大家也不会跟着你干。”
为此，江门村第一书记张柳容格外佩服杨宁。“上个月有人给村里捐助8床棉被，杨主任开会，要让我们讨论一下分给哪8个人。”几个干部选来选去，筛了9个人出来。最终的结果，却并非是“9个里头挑8个”，“杨主任把送给她父亲的棉被捐了出来，刚好够数儿”。
难以识别的贫困
江门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国家贫困村定点观测点。每年，张柳容都需要拍摄近20G的照片和视频，记录贫困的顽疾如何一点一点从苗寨中被剥除。
他用无人机拍摄村庄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变化，记录危房改造的过程。11月20日，当融水县摘帽通知正式下达，张柳容感觉自己“见证了中国脱贫的整个历史”。
只是，那些电子之眼无法识别的贫困，依旧困扰着杨宁。交流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杨宁向南方周末记者诉苦，昨晚因为一个贫困户的问题，又没睡好觉。“一个服刑回来的人，想贷款5万块钱，养几头牛。但有不良记录，贷不到款。”
两个月前，杨宁刚刚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不过，周围的人都在担心她的身体：日益增多的白发；更严重的是，这位生于1986年的主任，不久前还因为心脏问题住院。
因为有杨宁在，张海慧每天都会骑20分钟摩托车，到村委会帮忙。自从种起了西瓜，她在家和丈夫说话，“底气足了不少”。西瓜成熟的季节，她再也不用一个人挑着竹篓把瓜果运送下山，“只管使唤家里男人干重活儿”。
十年的乡村工作经验让杨宁意识到，贫困千姿百态。它是匮乏的资源，是空荡荡的钱包，是孕育智识的土壤极度贫瘠，也是女性在家不敢大声说话。
“很多事情要提前布局，不能等有了事情再做。”杨宁期盼乡村振兴能为江门村带来更多的资源。“贫困不是今年解决了就一劳永逸，我们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还要看到贫困的不同维度。”
时值年末，杨宁工作异常繁忙。12月18日，乡里来了通知，本月25日将有领导来江门村，普查脱贫状况。杨宁信心满满，但稍显遗憾的是，为准备材料，周末的休息时间又落空。
不过，当天最要紧的事儿，是去看望村里的留守老人，送些油和大米。
杨宁在村道上小心翼翼地开车，前方出现佝偻着背的阿婆，杨宁就让车速慢悠悠，摇下车窗，和赶集的村民问好。有时会有老乡追上来，请她帮忙处理纠纷。
“实在不行，我去给他担保，让他贷款吧。”开车的间隙，杨宁回忆完当年自己如何贷到5万块收竹片的事儿，话题又转到那个出狱的村民。杨宁想劝劝他不要养牛，而是养猪，“这样以后加工腊肉还有销路”。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作者/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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