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之严：傅雷是如何培养一个钢琴家的

　　12月29日一早，一则消息在朋友圈迅速被转发：当地时间12月28日，国际知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在年轻一代人的心中，傅雷可能更因《傅雷家书》而被熟知。这位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翻译家父亲，与这个天才音乐家儿子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在鲸歌出版的《傅雷与傅聪》中有着详尽的记述。

　　以下文字摘录于四川人民出版社《傅雷与傅聪》（2018年5月出版）：

　　傅聪是傅雷父爱的结晶。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傅雷的母亲刚刚去世，傅雷像他母亲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孩子。他很想把傅聪培养成有用的人，可是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适合学什么。

　　傅聪3岁与父亲傅雷（1937年春）

　　傅聪怎么会学钢琴的呢？在傅聪6岁的时候，傅雷好友雷垣说道：“孩子有没有音乐天分，要试试绝对音感，一试就灵。”雷垣弹钢琴，叫傅聪听辨音名，没想到傅聪都说对了。雷垣很惊讶，一般的孩子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傅雷也说傅聪平日里喜欢闹，很调皮，但一旦家中放唱片，他马上就会安静下来。于是傅雷开始考虑这孩子的音乐天分，觉得应该让他学习钢琴。

　　于是傅雷请雷垣教傅聪弹钢琴，慢慢地，越学越好，老师也越换越好，傅聪在傅雷为他选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傅聪说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发条紧了，认认真真练琴；发条松了，也会贪玩。所以傅雷有时候在翻译时会听底楼的琴声（当时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钢琴放在底楼客厅，傅雷书房在三楼）稀疏了，他就下去监督傅聪练琴。他要培养傅聪成为音乐家，因此傅聪在上了几年小学后便退学了，以便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学琴。傅雷请了私塾先生教傅聪的国文。傅聪的国文课本由傅雷亲自编写，全部由傅雷清清楚楚地抄在本子上，可见傅雷对傅聪花了全部的心血。我们可以在《傅雷家书》中看到：“做艺术家一定要做第一流的，做二流、三流的艺术家是很痛苦的。”所以傅雷再三强调，傅聪要是学音乐的话，一定要培养他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其实傅雷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好，仅是靠翻译得来的稿费维持家庭。在江苏路的那条弄堂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是差的。据保姆说，他们家每个月48元伙食费，每天都是记账的。傅雷请家庭音乐教师来教傅聪，而傅聪完全是在傅雷的精心培养之下，走上音乐道路的。

　　《傅雷家书》开头就说到“53年正月的事”：

　　……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53年正月的事”，是怎么回事呢？

　　傅敏在《傅雷家书》新版中，加了这样的注释：

　　1953年正月，就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傅聪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不同意父亲认为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观点，认为《第十小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双方争执不下。父亲认为傅聪太狂妄，“才看过多少书？”而当时国外音乐界一般都认同第九首最为重要。所以父亲坚持己见，这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父亲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一月余。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觉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遂让傅聪弟弟傅敏接傅聪回家，双方才讲和。

　　当笔者采访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时，他的回忆与傅敏的注释有所不同，照录于下：

　　傅聪一气之下，从家里出走了，来到我家住。当时，我家很大，有三个房间，有客厅，客厅里有钢琴。

　　起初，傅雷夫妇不知道傅聪上哪儿去了，非常着急。傅雷夫人连夜找傅聪，找了两三家，没找到。最后，找到我家里来。傅聪不愿意回家。傅雷夫人见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来，送来傅聪生活费，并把傅雷的话转告傅聪：“你不在家里住，可以。生活费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在毛伯伯家，照样要练琴，一点都不能放松！”

　　在我们家，尽管没有父亲监督，傅聪还是坚持每天练琴。一早起来，就练。他很有意思，一边弹，有时还一边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傅雷夫人常常来，给傅聪送来吃的东西。傅雷没来，他还在生气呢。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光景，傅雷的火气慢慢消了，托夫人传话，希望傅聪回家。傅聪呢？日子久了，气也消了，也想家。

　　于是，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电筒，接傅聪回去。

　　毛楚恩先生告诉我，那年春节傅聪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弹琴，傅雷在边上一听就觉得傅聪弹得比较差。于是等别的孩子走后，傅雷把傅聪骂了一顿。傅聪不服气，一个人跑到毛叔叔家，在他家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家。这使傅雷觉得自己对傅聪的教育是否过于严厉了，觉得对不起儿子，致使儿子不敢回家。

　　傅聪的鼻梁上有道疤痕。关于这道疤痕的来历，傅聪这样说：“那天我弹琴的时候走神了，爸爸手中有什么就向我扔过来了。那天正好扔了个盘子过来，所以脸上划破了，留下了这道疤痕。”傅聪所说的“盘子”，其实是放蚊香用的碟子。傅雷是急脾气，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充满爱心。傅雷培养傅聪，真正花了毕生的心血。直到年届七旬，傅聪还在北京演出，所以从教子的角度来说，《傅雷家书》也十分具有可读性。又如，写信的时候字要多大，邮票贴哪里，在《傅雷家书》中都有记述。到了人家家里见到长辈该怎么样，跟长辈讲话时双手要下垂；进屋时，要把围巾、外衣挂在衣帽间；吃西餐时刀和叉不能发出碰撞声等细节，傅雷都在信中一一叮嘱傅聪——其实傅聪当时已经是20 多岁的小伙子了。可见，平时在家傅雷对傅聪的教育是非常细致严格的。

　　傅雷（左）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寓

　　他要求傅聪：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傅聪也非常幸运。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要在中国国内选拔音乐新秀。傅聪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但凭着出色的成绩被选上了。他第一次出国去罗马尼亚，结果拿了个三等奖回来，这对傅聪是非常大的鼓励。

　　罗马尼亚的联欢节比赛结束后，有一部分人组成了中国艺术代表团，赴波兰和德国访问演出，傅聪是团员之一。在波兰的演出，他弹的是肖邦的作品，大受波兰听众和音乐界欢迎，觉得他对乐曲的理解非同一般。于是由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跟中国的艺术团团长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请傅聪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同时在波兰留学。回国后，有关部门很快就批准了。1953年11月下旬，傅聪刚从东德归来，在家才待了一个多月，就去了北京做出国的准备，到1954年8月正式赴波。

　　傅聪（左一）获奖后受到波兰总统贝鲁特（前排左二）的接见（1955年3月）

　　傅聪有了去波兰留学的机会，在波兰著名的钢琴教授指导下，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又拿了个三等奖。这个三等奖可是个大奖，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中国钢琴家在那样级别的比赛中拿过奖。他还曾获得“玛祖卡大奖”，当时大赛的中国评委是马思聪先生。后来，据说当时的一等奖、二等奖是要照顾“苏联老大哥”的面子，如果没有这种照顾，可能傅聪不只是获得三等奖了。这件事对傅聪的鼓励很大。他在波兰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

　　瓦萨里（Tamás Vásáry）曾在被采访的时候说：不只是现在，以前我就不觉得该强调学派与国籍。我到现在都还清楚记得当年肖邦钢琴大赛上傅聪的演奏——那是我听过最美的肖邦玛祖卡，众多竞争者当中我觉得他最称得上是具艺术性的钢琴家。我那时写信给家人，二十页的信里有十九页都在谈傅聪的演奏。所以音乐哪里有国界或学派的分别？我所听过最好的波兰音乐，可出于一位中国人之手。

　　从叶永烈对傅雷一家的采访可见，天才钢琴家傅聪在音乐上的成功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更离不开父亲傅雷对他的精心培养。之后，傅雷被打为右派分子后，傅聪出走他国，傅雷夫妇文革中自尽，这对父子再没能相见。叶永烈先生于今年5月在上海逝世。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和两位传主都已故去，唯文字和音乐长存于世。

　　邓一光 高兴 林海音 林克 刘 莘 汪剑钊 海飞 石一枫 魏微 弋舟 付秀莹 刘玉栋 李浩 吴君 ……

　　排版：滟滟晴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