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暴力在网络时代大肆横行，阮玲玉的经历证实这个词有多可怕？

阮玲玉原名阮玉英，乳名凤根，出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里。日子虽然凄苦，但凭着父亲每天辛苦劳动也能勉强度日，也是因为工作劳苦使父亲不堪重负体力耗尽而日渐成疾，在她六岁时病逝，从此凤根便与母亲相依为命。

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最底层，妇女儿童又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了满足最基本的温饱，母亲只得到富人家做帮佣，年幼却懂事的小凤根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母亲分担。这便是阮玲玉悲惨的童年时代。

阮母为了让女儿接受教育，偷偷用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送她入学，并要求女儿隐瞒身份。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恳亲会中，阮玉英邀请母亲来参加，听她唱《慈母曲》，母亲为顾及女儿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演出一结束便匆匆离开，她害怕同学发现嘲笑女儿。然而在恳亲会的第二天，母亲被冤枉偷钱，玉英上学的事也败露了，这一天，母女俩被赶出张家，生活又跌入深渊。此时，玉英遇到她生命的第一个男人，也是纠缠她一生将她逼上绝路的男人——张达民。

张达民是张家的四少爷。那时正逢走投无路之际，达民少爷肯收留她们母女，纯真善良的阮玲玉一方面为报恩，一方面 16岁的少女情窦初开，充满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种种因素，她与张达民开始了同居生活。可二人感情生活并不顺利，阮玲玉不仅受尽张家恶言凌辱，张达民更是生性纨绔，沉迷赌博，不愿奋斗，把其父留下的遗产败光不算，还在阮玲玉进入电影公司之后，物质上全部依赖阮玲玉，接着再拿出去败光，如此循环。

时间越长，张达民本性越是暴露无遗，行为更加恶劣，阮玲玉终于认清他的面目，在答应他的无理要求后与其解除同居关系，并签署了协约。但阮玲玉担心自己名誉受损，妨害自己的“清白”，“双方的名誉保障起见，约定对本约不为登报”。在阮玲玉最需要人保护感到彷徨不安的时候，她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出现了。

唐季珊是茶叶大王，商界的名人，他极其绅士，风度翩翩、善交际，还是联华公司的大股东，会讨阮玲玉欢心，对待其母和养女小玉又非常好，这极大地填补了她此时精神和心灵的空虚，几次相处下来，阮玲玉已经对他产生好感。

随着二人感情升温，她便搬进了唐季珊为她买下的一栋三层别墅里。难得享受一段安宁的时光，可好景不长，外界的各种舆论还有黄色小报消息都在出言中伤阮玲玉，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将阮玲玉连同唐季珊一同卷入官司中，这是张达民和小报记者暗中勾结的报复，他见不得阮玲玉过得比他好。

面对如此状况，唐季珊没有丝毫鼓励和安慰，冷漠的嘴脸显露出来，他强烈要求阮玲玉登报澄清，害怕这些负面消息伤到自己茶叶大王的名声，在他的眼中名誉地位重于一切。他本身有妻子，在阮玲玉之前还有过大明星张织云，阮对于唐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拿来玩乐、感到腻烦了随时都能丢掉的玩偶。天真的阮玲玉把所有感情都寄托在唐季珊身上，以为唐真心爱她，她付出了真心却换来无情的呵斥打骂，此时的阮玲玉已是万念俱灰。

1934年，阮玲玉在主演蔡楚生执导的《新女性》时，蔡楚生对进步的追求、对被压迫妇女的同情和他的艺术才华使阮玲玉深为折服，而蔡楚生从阮玲玉深沉的表演中深深体会到了她的追求与向往。拍摄期间，两人都对彼此有爱意，但是都藏在了心里，没有言说。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了空。

1935年，《新女性》公映后，引起轰动，但是却惹来了一些无聊的记者，这些记者利用张达民耍无赖手段，在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伪造文书罪”，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妨害家庭罪”和“通奸罪”之机，在报刊大肆渲染，到处刊登捕风捉影的“阮玲玉绯闻”，一时上海滩各种漫骂、讥笑和压力铺天盖地地向阮玲玉压来。

但是，张达民以两人签订的《张、阮脱离的约据》为要挟，不断敲诈勒索，最终对簿公堂，阮玲玉在开庭前一晚，3月8日，留下遗书，服毒自杀。在遗书中她这样写道：“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