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啥意思？

　　前两天，一则新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这是啥意思？

　　民政部部长近日发文称，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图源：视觉中国

　　一

　　其实，两年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提出，中国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2027年来临。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

　　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据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3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则进一步降至1.18。

　　“即便考虑可能存在的误差，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也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 蔡昉说。

　　从人口出生率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这也是2000年至今，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最低值。

　　2015年起，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受政策影响，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量有所回升，达到1786万人；但在2017-2019年，这一数据又开始下降。

　　对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解释，“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其累积效应在2015-2016年集中释放；2018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所以人口出生率呈先升后降现象。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为何急剧下降？

　　对此，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曾告诉岛叔，其背后有3个因素叠加：一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逐渐结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从最初的2600万人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1400万人左右，导致未来十几年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锐减约40%；三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总和生育率跌破1.5的代表性国家（图源：钛媒体）

　　二

　　如专家所言，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指标，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被社会探讨较多的，是综合条件影响下的生育意愿低迷。

　　在人口学家、前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看来，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必然伴随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人口大规模流动。在此过程中，若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农民或其后代可以进城务工、上学、就业，却无法顺利安居转化成市民，那么社会结构的失衡，会使生育率一降再降。

　　对城市人口来说，“少生”也是理性选择：“现在大学扩招，每个人教育时间拉长，普遍结婚生育的年龄就要往后推；再考虑到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养育成本、生育对于职场女性潜在的事业影响，晚婚晚育、少育就变得非常自然。”黄文政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曾在2016年-2017年间做过一次“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的生育意愿调查。其结果显示，在已育一孩的女性中，在各地样本人群中，计划生育二孩的女性仅占28.3%-30.1%。

　　参与该次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告诉岛妹，超过1/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想多生的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有研究显示，一个普通家庭将孩子养育成人所花费的成本高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此外，随着城市房价持续上升，处在生育高峰期的青年群体还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

　　一句调侃显示了这种现实：如果你生了俩儿子，那就是真的“建设银行”了。言下之意自然是高房价。

　　除经济压力之外，“没人帮忙照顾孩子”也是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一项重要因素。靳永爱援引调查数据称，参与调查的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70%以上表示自己或公婆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但到生育二孩时，双方父母往往年事渐高、身体状况不佳，无法像从前一样提供帮助。

　　工作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生育意愿。靳永爱称，考虑到职场晋升和自我发展，一旦女性选择生养孩子，其职业发展将被打断，机会成本非常高；若边带娃边工作，精力、体力都将面临极大挑战。

　　凡此总总，使当下许多女性对生育的态度慎之又慎。

　　中国养娃成本最高城市Top10（图源：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三

　　社会性问题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理性选择。若生儿养女的实际难题无法破解，少子化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有孩子的想到二胎头疼，没孩子的看到已育人士的难题犯嘀咕；再往前推，前文论述的多重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结婚意愿的降低、结婚年龄的推迟。

　　在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看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破题关键。他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入托率，给多孩家庭减负，减轻双职工家庭照顾孩子的负担。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举例来说，目前0至3岁公立幼儿照护机构较少，生养孩子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而言，几乎意味着数年事业空窗期。“若能建立完善的公共托幼、抚幼市场服务体系，尤其关注0至3岁婴幼儿群体，将给犹豫是否生子、是否要二胎的家庭以直接帮助。”黄文政说。

　　靳永爱进一步建议，在托幼服务提供模式上不妨引入多元共治理念，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资源，更有效率地建立托幼服务体系。

　　除了托幼，子女教育也是一大烦恼。谈及此事，岛叔身边不少朋友吐苦水：就按一般标准来说，若夫妻是双职工，正常下班时间按傍晚6点算（996的小伙伴们更夸张），学校4点不到就放学了，如果父母不在身边，谁接孩子？再加上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带第一个孩子受的压力隔几年再来一遍，“想都不敢想”。

　　学者认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也十分重要。“女性常因生育受到就业歧视，比如求职难度上升、薪酬福利下降、甚至被迫辞职。”靳永爱建议，应立法保护女性不受相关歧视，保障就业和生育权利。

　　此外，在夫妻分担养育责任时，应强调“都在场”“都出力”，避免“丧偶式育儿”。如何让父亲不缺位？靳永爱认为，完善父母育儿假、丈夫陪产假等制度，能促进丈夫多参与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照料，帮助妻子缓解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曾经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应逐步过渡到‘男女合力内外兼顾’的阶段。”

　　人口问题是大问题。过多，超出社会和资源承载能力；过少，可能带来劳动力和社会活力不足、养老压力剧增等结构性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营造一个“乐生愿生”的整体社会环境，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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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破警戒线，三胎开放能够解决人口问题吗？

12月1日，“总和生育率破警戒线”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并引发人们热议。微博中提到，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表示，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我国人口发展步入了关键转折期，新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

在此之前，恒大研究院任泽平曾于10月下旬表示，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尽快放开三孩，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两位权威人士的先后表态不禁让人怀疑，“三孩”时代是否即将到来？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总和生育率”是最常用的反映生育意愿的指标，可以理解为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有生命体征的），然而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总和生育率自从1965年达到峰值6.4之后，就一直呈现下跌的趋势。

通常总和生育率2.1被视为达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数字能够基本维持人口数量不增不减；1.5则为警戒线，低于这个数字往往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且很难再回升。比如日本自1995年总和生育率跌到1.5以下之后，无论国内如何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一直没能回升。

严峻的现实是，自从1992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2.1的更替水平以下，自2000年以来长期处于1.5以下。尽管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一度使总和生育率回到了1.5以上，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开始总和生育率又跌回了1.5以下。

图片源自国家统计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总和生育率这么低？实际上，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造成了这一困局。

首先是人们结婚意愿低。从民政部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结婚率持续走低，2019年结婚人数甚至跌破1000万对，进一步表明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时期。另外，从明年开始实行的“离婚冷静期”或许也将让人们对婚姻更加谨慎。

其次，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在过高的房价及“养孩”成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不愿意生。尽管2017年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2006至2016年这10年间，育龄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 个，但是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毕竟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心动”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者，“想生”却不能生也是阻碍生育率回升的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率持续攀升。国家卫健委等2018年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我国不孕不育者达5000万，同时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男性肾精虚亏、精子质量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遗传性疾病也是人们孕育孩子的“拦路虎”。

当前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生儿育女的希望，第三代（PGS/PGD）辅助生殖技术甚至能够将子代遗传学诊断提早至孕前的更早期产前诊断。然而，由于这一技术涉及伦理法律问题，因此我国采取了相对较严的审批和监管方针，医疗机构申报三代技术资质十分困难。

在全国近 500 家辅助生殖中心里，只有约 70 家提供第三代技术服务，占比仅为 14.2%，PGS/PGD 项目在这些生殖中心中的全年试管婴儿周期中平均占比仅为 10%。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和创新企业也正在为人们实现“想生优生”、提高生育率而努力。今年2月，国内首个三代试管 PGS 检测试剂盒获批，标志着三代试管PGS检测正式进入有证时代。

这是我国唯一一款能够显著提升试管婴儿成功率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临床妊娠率由传统的 46% 提升至 72%，同时将流产率由 33.5% 降至 6.9%，或许将为国内辅助生殖市场带来新的变革，为挽救生育率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显现。有专家认为，2050年我国总人口会下降到13亿。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报告预测的数据，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5亿人。从这个角度看，从政策、科学技术等角度努力，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