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的收税使之高淮：为祸辽东十余年，最终激起辽东兵变

高淮是明神宗万历年间的矿税使。他在辽东任事十年，使辽东官民遭到一场严重浩劫。当时辽东地区民间盛传“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的民谣，这里所说的淮就是高淮。

高淮是直隶宝坻（今天津市宝坻）人。他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有妻有子。在青年时期，他包揽了北京崇文门的税课。崇文门的税课是个不小的数目，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揽的。高淮能够得手，说明他的家境并不穷困，但是后来，他却丢下了这个肥差，舍弃了妻儿，自阉入宫，做了宦官。其原因是什么？史书中也没有记载。

高淮入宫后，由于他具有活动能力，所以派他去尚膳监任监丞。尚膳监掌管御膳及宫内饮食、宴会等事。监丞为从五品，高淮能得到监丞这个职务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作为曾经包揽京师崇文门税课的高淮并不满足。

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是明代财政困难继续加剧的一年。援朝抗倭战争以及镇压国内此伏彼起的各种反抗斗争的支出，使明政府难以应付，再加上坤宁宫、乾清宫火灾急待修复而又无力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个名叫仲春的副千户，上奏提出开采银矿。神宗喜出望外，从而启开了奏请开矿的幸门。接着批准天津等处太监征收店税，又打开了滥征杂税的大门。

随着这些诏令的颁行，在全国矿区和广大城乡出现了开矿、征税的狂热。高淮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急忙贿赂义勇卫千户阎大经，让阎大经代为奏请前往辽东开矿征税。神宗见奏，非常高兴，马上批示遵行。

辽东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得知阎大经奏请要在辽东地区开矿、征税，就认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与辽东地区状况，指出在此开矿、征税"有八可虑"。辽东巡按及山海关主事吴钟英等也上疏请求圣上收回成命。由于不符合神宗的心意，遭到严厉斥责。包见捷因此被调出京城，其他上疏谏止的，一律被扣发薪俸一年。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三月，高淮以钦差辽东矿税使的身份，带领随从，金鼓齐鸣，耀武扬威地前往辽东就任。

高淮自然明白，他的地位与权力，是神宗给的。为了报效主子，他来到辽东之后，施展全身解数，搜刮财物，不到两个月，弄到五百两银子，马上进呈。山海关旧有镇守府，后改为军务衙门，是负责山海关军事防务的指挥部。适应征税的需要，他奏请改军务衙门为税店。神宗看到这白花花的五百两银子，乐得眉开眼笑，马上准了高淮的这一奏本，还特意赐给这个税店名叫"福阳店"。有神宗皇帝撑腰，高淮就更加放心，无所顾及地恣行威福，侵夺地方官的权力，不择手段地搜刮财物。

这年九月，高淮派爪牙叶相国到金州（今辽宁金县）、复州（今辽宁复县）开矿，受到当地矿夫和官吏的抵制。高淮当即下令将矿夫沙景元等三十三人与官吏三人逮捕，并以"聚众抗拒、违误国课"等罪名，判处沙景元徒刑五年，危希儒徒刑三年，沙功等三十四人各杖七十。后来，又责令他们纳米、纳银赎罪。

廖国泰是高淮的手下，在征税过程中，他任意派征，还无中生有地捏造谎言，说民众抢夺矿税，打死皂隶，进而逮捕仗义执言的诸生数十人。山东巡按杨科察知其事后，为被捕的诸生鸣冤，要求圣上严惩国泰，释放诸生。结果被扣压，不予进呈。参随杨永恩贪污受贿，确有真凭实据，被揭露出来之后，官民义愤填膺，一致要求予以严惩。神宗无奈，只好降旨责成有关方面会查，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应故事，以此封堵众人之口，并不真的要调查处理。

到辽东后的高淮，身为钦差矿税使，手中握有开采、征税的大权，但他还嫌自己权小，又向神宗奏讨镇守头衔，把辽东军务大权也抓在自己手中。对此，贵州道御史徐宗增坚决反对，辅臣沈一贯说辽东为神京右臂，断不可让高淮执掌这里的兵权。神宗则不以为然，他以为高淮掌握兵权有利于开矿、征税，还是按照他的请求，命他为辽东镇守。他的官号全称为"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从而，集开矿、征税与典兵于一身。

高淮兼任辽东镇守后，干扰军务，把斗争矛头指向辽东总兵官。他采用无中生有、夸大其实的手法，劾奏总兵孙守廉，导致孙守廉被罢官削职。他又疏劾总兵马林，神宗不行查核，遂降旨将马林革职，令其闲住，永不叙用。高淮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力网罗地方恶棍，私养家兵数百名。每次出巡，携带家兵、家丁，耀武扬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不经奏请，擅自带领家丁三百余人，打着飞虎旗，金鼓之声震天动地，由辽东回至京师驻于广渠门外。这是明代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由于事出突然，京城内外人们颇感不安。当时朝中九卿科道及抚按联名上疏，指斥高淮，工科给事中宋一韩也在奏疏中历数他蓄养死士、恃宠弄权的不法劣迹，神宗对此不闻不问，这就更加助长了高淮的嚣张气焰！

高淮为了巩固神宗对自己的宠信，多次向神宗进献金银财物。但高淮所进献的这些金银财物，只不过是掠夺所得的十分之二三。当时辽东巡按、御史何尔健曾说，高淮及其爪牙将掠夺所得的十分之七八都吞为己有。进献是讨好的手段，可进献是以掠夺所得为前提的。高淮为了讨得神宗的欢心，在掠夺金银财物上，手段之凶狠毒辣，方法之多种多样，比其同时代的矿税使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确保进、税数目的完成，他实行包矿包税。把采矿与征税数额分摊民户，多者数千，少者数百，再少者几十两、十几两，逼使民按期按数完纳，少有怠慢，就喝令爪牙绳捆索绑，严刑拷打。不仅使其本人家产荡尽，而且往往祸及别家，株连无辜。

这时候，高淮的兄弟族人也粉墨登场，为虎作怅。他的哥哥高仲、高洋，弟弟高臣、高三、高大小、高二小等，分别被派往山海关、广宁、镇江等地，每处纠集恶棍三百余人，分据要地，巧立名目，以抽分为名，敲榨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商税征收不及额数，扣取官俸；官俸不够，扣取军粮；军粮不够，就向辖区的城邑、各个村屯、各家铺店，以至草舍、茅庵摊派。

高淮还亲自出马带领家丁进行公开抢劫。万历三十一年春，辽东大雪，有的地方积雪厚一丈多，交通受到严重阻塞，路上很少有行人。这时，他带着家丁数百人，由前屯出发，经辽阳、镇江、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对沿途拥有百金以上的人家进行搜索，仅这一次，就掠得银子十万两以上。

更为恶毒的是，高淮一伙还把黑手伸向朝鲜。他的爪牙李守节、张铎、崔龙虎等，每次出使朝鲜，都是任意出入官舍，索取财物，稍不如意，则以大不敬进行威逼。他还向朝鲜国王进行勒索。矫旨让朝鲜制作冲天冠十顶，每顶要缀东珠百颗；制作烟毡帽六十顶，每顶要缀珠宝三十颗。又织五色水牛角龙席五十领，每领长三丈，阔一丈。

在高淮的残酷掠夺下，辽东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四月，高淮及其爪牙在前屯卫拷打军士，激怒了军士，军士们歃血盟誓，准备聚众北投女真。面对这种情况，他不仅不采取措施，抚恤军士，反而派心腹在军士中进行伺探，寻找领头的军士。为此，军士们发誓与高淮血战到底，不杀高淮誓不罢休。

五月，锦州、松山地区，相继出现兵变。参加兵变的军士们，也发出了誓杀高淮的怒吼。

山海关内外的民众，对于高淮一伙，更是恨之入骨。这时，数千民众联合起来，包围了福阳店。看到这些满腔积愤的民众，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多亏管关主事李如桧，通判王修行的护送，他才逃出山海关。可没过几天，他又继续滥施淫威，诬告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诛杀税使，抢夺御粮。王邦才与李获阳因此被捕下狱拷讯。

王、李二人被捕下狱之后，群众非常气愤。科臣陈治则、熊鸣夏与道臣史学谦、方大美等纷纷上疏揭露高淮的卑鄙手法，俱被压下，不予进呈。蓟辽总督蹇达也再次上疏历数高淮的种种罪行。迫于舆论的压力，神宗不得不在诏中承认高淮的罪行。可是，神宗并不想处理他，只是宣布让督抚镇守巡按等差官护送高淮返京，交司礼监听候处理。

这年七月，高淮被差官护送回京，结束了他在辽东的罪恶活动。他回到京城后，神宗没有治他的罪，由于他在辽东坏事作尽，名声太坏，也没有敢再起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