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

“个人开饭馆国家没政策，我们也不敢批啊”

1980年9月30日，雨，北京中国美术馆正门对面狭长的翠花胡同里黑压压挤满了人，大家的伞撑成一小片天空。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手里捏着网兜，有金发碧眼的记者，还有日本留学生……大家挤在一个简陋的小饭馆门前等待着。11点多，门刚一开，靠前的人群已经涌进小平房里。一位40多岁的妇女有些惶恐和兴奋地走出来，她就是中国第一个个体饭馆的老板，刘桂仙。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发言中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国家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同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准雇工。这份报告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当时“文革”余波刚平，没人敢去想自己经营赚钱的事儿，北京的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原先都是单位食堂里的厨师。那时候，刘桂仙还是个临时工，两个人每月只有不到100元的工资。家里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人共盖两床被子。因为厨艺出众，刘桂仙到了一位首长家做饭。首长夫人说：“小刘，你要是开个饭馆，肯定火！”在大家的再三鼓励下，刘桂仙动了心。既然有手艺，不如开个小饭馆试试，还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

20世纪80年代，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所有饭馆都是国家经营。刘桂仙是个急脾气，想到就要做，第二天早上就跑到工商局去申请营业执照。工商局的人说：“没有营业执照我们不能让你开店，要营业执照，个人开饭馆国家没政策，我们也不敢批啊。”“当时的环境‘左’得厉害，个体发展不发展的大问题都不确定。”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说。

尽管如此，刘桂仙仍然天天去。最后，靳云平被她感动了，同意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刘桂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一个月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的事情，有耐性有决心。”不久，工商局的人找到刘桂仙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就这样，刘桂仙的小饭馆梦终于实现了。

“外国人更是去品尝‘政治’的”

郭培基和刘桂仙把3间平房中的1间改成饭店，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是郭培基从单位借的，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刘桂仙又去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饭馆的门面就算弄好了。二人给饭馆取名“悦宾”。

夫妻俩原定是“十一”开张，头一天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9月30日早上，郭培基把炉子生好火，就放心地上班去了。不料中午刘桂仙开火的时候碰到了《北京晚报》的记者，一篇不足百字的《本市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今天开业》的头版报道引来了众多食客。“我晚上7点多下班回家，感觉胡同里的气氛不对了，怎么比大棚栏还热闹。”郭培基推着自行车根本无法前进。

当天刘桂仙拿着两人仅剩的36元钱到朝阳菜市场买了4只鸭子，做了一些“鸭子菜”，一块钱一份地卖。“鸭子便宜，而且不用拿票买。也没有酱油，因为买不起。”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鸭子是唯一不需要用票买的肉食。后来有人叫这个店为“鸭子店”,“不是因为鸭子做得好出名，而是当时只能买得起鸭子”。第一天关门后，刘桂仙夫妻俩算计了一下，赚了40多块钱。那可是郭培基一个月的工资啊！

靠着一个星期卖鸭子的收入，刘桂仙有了第一笔流动经费。当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刘桂仙和郭培基没有足够的票，只有去河北、天津赶农民的集市采办。刘桂仙从此开始了艰辛的赶集生活。她坐火车去，带两个大口袋，装了满满的东西回来，用这种办法解决了当时城里难解决的配给供应问题，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悦宾”的菜出名了，来“悦宾”吃饭的人更多了。4张小桌，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要排号，最长时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刘桂仙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打电话通知。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也知道了“悦宾”，纷纷来品尝。“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外国人更是去尝‘政治’的。”靳云平说。

又过了1个月，美国使馆突然提出要包桌，他们要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才1毛2，一个砂锅白菜1毛9，1块钱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太高了。”于是在美国使馆的包桌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饭店包桌的预定排到68天之后，大多是使馆的人，“他们就是来看看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特别谨慎小心，因为我代表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悦宾饭店’，而是整个中国的形象。”刘桂仙最自豪的事情是她接待过70多个大使馆的人，“没出过一点错，没给国家丢人”。

1980年秋，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写了一篇报道，称“在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国家宣告“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悦宾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了很多食客，也引来了风言风语。曾有报纸刊文说，“私人开买卖，不伦不类”。“那段时间，爷爷下班进了胡同，就低着头推着自行车走，生怕有动静。”孙女郭华说，她听老人们回忆，那时候家人常被街坊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为了不被说成“资本主义”，郭家不敢雇佣家庭成员之外的员工，店里所有的伙计，都是郭家的亲戚。

风言风语还不止这些，当时很多外宾常来“悦宾”吃饭。“有一位邻居曾直接指着我奶奶说，‘你就是一女特务，要不你们家怎么有那么多外国人’。”那时候，即便是北京，国际化程度和今日也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有个人赠送给饭馆一幅字，上书三个大字“尝尝看”，只落款了时间，却不敢留下名字。迫于压力，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二人一度将餐馆关停。

第二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领导告诉我们不用怕”，这给他们夫妻，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个体户们，吃了定心丸。当年10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胡同里的“悦宾饭店”

“个体户是劳动者”这一定义，让个体户有了身份，在“悦宾”之后，个体餐馆、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悦宾饭店”生意红火，家里5个孩子全都到饭馆里帮忙，老四老五全天跟着刘桂仙做事，老大老二老三每天下了班就到饭馆里帮着张罗。遇到忙的时候，“一大家子都被拴在了饭馆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在饭馆打理。“悦宾饭店”的营业额越来越高，不出几年，郭家就成了当时风光的“万元户”。1983年，“悦宾饭店”第一次聘用了家庭之外的员工。郭华的母亲张学兰，在1985年被餐厅聘用，后来成了郭家的四儿媳妇。

1992年，刘桂仙在翠花胡同里开了第二家餐馆“悦仙美食”，离“悦宾饭店”几十米远。女儿郭洪燕辞去正式工作，全天在“悦仙美食”里卖饭记账。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饭馆里也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在郭华的记忆里，爸爸为了学习对账报税，没少被奶奶批评。税票也从每月定额交税到根据具体营业额使用手写发票、手撕发票、机打票……郭家的孙辈基本都是在“悦宾”和“悦仙”里泡大的，六七岁时两边饭馆来回跑帮着递啤酒饮料餐具。在饭馆第3代人的童年记忆里，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如今，“悦宾饭店”依然在胡同里，像一个历史符号，记录着中国改革开放最难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