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高明在哪，高育良读透它，从书生变成“老谋深算”

数年前，一部《人民的名义》火遍大江南北。细心的观众，有没有发现剧中的主人公高育良、侯亮平、吴老师、高小凤都在反复提到一本书——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整部剧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高育良与吴惠芬因为喜欢明史结为夫妇，同样是因为明史，高育良抛弃吴惠芬，又与高小凤走到一起。有人说，《万历十五年》是该剧一条重要的故事主线，也是高育良人品滑坡的催化剂。

故事中间，曾经提到高育良原先是个大学法学教授，他是如何从一名不通世故的老师成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呢。说来也简单，他依靠的就是那本《万历十五年》。

高育良之所以能够脱胎换骨，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参透《万历十五年》里面的为官之道和处事学问，那便是仅仅依靠个人的正直和单打独斗很难成事，必须拉拢更多的人马“抱团取暖”，这也是明朝社会真实的写照。万历皇帝或者整个明朝对官吏有这样的要求，无故所得超过六十两白银要斩首示众，即便是如此严格，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朝政下滑。

原因是所有人为了达到目的，不约而同地变成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去干涉别人。即便是哪天东窗事发只能怨自己倒霉，其他人继续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念兹在兹的是将来能唱“高李配”，没成想突然冒出个沙瑞金，接下来高育良和李达康积极运作，都想着能不能搞一出“沙高配”或者“沙李配”。在沙瑞金没有到来前，高育良与李达康虽然有些小小不言的过节，仍然能够维持表面的和谐。

有时候，天算不如人算，沙瑞金的出现，使得高育良和李达康的矛盾迅速白热化。高育良与李达康二人的故事，在《万历十五年》中能够找到对应，他们便是万历一朝影响力很大的人物——高拱与张居正。高育良是个爱钻研的人，他对官场有着精准的判断和分析，言谈举止又十分文雅睿智，纵使稍微有点坏，仍然让读者无法达到憎恶的地步，属于文人型官吏，从这里看高育良与高拱有点相似。

聪明反被聪明误。高育良或许是太自信，甚至有点盲目自负。他想当然地把“万历十五年”的社会风气理解为现实生活。万历十五年，在历史上是非常平静的一年，不过是海瑞和戚继光先后去世，万历皇帝从此隐居。《万历十五年》认为，越是十分安静祥和的盛世下，往往越容易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危机，因为大明王朝沉浸在文恬武嬉时，女真正在崛起，西班牙的船队正准备探索新大陆，外部的剧烈变化，明朝上下浑然不知。

高育良却一叶蔽目，将万历年间的繁荣假象，归咎为朝廷的各种诏令根本没有得到推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相互制约、相安无事，谁也不要去打破这份平静的状态。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高育良的思想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由一个意气风发的书生逐渐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高育良能走到那么高的位置，也绝非泛泛之辈。他在踏入仕途前，是个文质彬彬的书呆子，正是因为他从《万历十五年》中悟出“为官之道”：做官比做事重要，人情要大过讲理。不得不说，高育良是个奇才。他凭借自己悟出的道理，一路平步青云，最后也被自己的智慧所害。

道德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理。万历十五年

纵观高育良的一生，他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论才能，他远不及李达康。论仕途，高育良却能够把李达康甩出八条街。全因为他有一项本领，那就是依靠道德伪装自己。明朝也是如此，它是一个由上到下都在讲道德的王朝，比如程朱理学。凡事物极必反，道德也一样，抬升的越高，越容易成为一部分人的工具。

所以，在讨论要不要起用易学习时，高育良拿出“雷锋”没有级别的例子来进行道德论证。看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诡辩”，反映出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早已被道德所自我催眠，或是把道德变成要挟他人的工具。

最后说一下明朝为什么会灭亡。作者黄仁宇先生通过《万历十五年》给出答案，明朝灭亡不是李自成起哄，不是女真人的强大，也不是崇祯皇帝的急躁，正是过于强调道德的作用，使得律典成为空中楼阁。你认为呢？

有时候，很多小伙伴会问，读历史有什么用。我觉得人一生要做三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读历史便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从中明白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策略。

或许，你不喜欢明朝，但是你一定要腾出时间读一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它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典籍，用历史典故帮助读者重新建立逻辑思维，看待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

比如，张居正与冯保失势后，冒出一帮大臣弹劾张冯，《万历十五年》是这样评价“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先聊到这吧，总之生活再忙，也要有良书相伴。至于做学问，也不过是“读好书，好读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