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谈《月亮与六便士》：讲述中年危机的现实主义杰作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他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笔下的《月亮与六便士》是在国内传播最为广泛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的评论曾经一度广为流传。1919年4月，《月亮和六便士》在英国首次出版，当时遭到媒体与读者的冷落，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推出新版本后，首印五千本旋即售罄，到年底竟然卖掉将近十万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身为小说家的毛姆开始进入文学界的视野。
《月亮与六便士》的写作中，为人称道的一点是毛姆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使得阅读过程行云流水、毫无阻碍。在翻译家李继宏看来，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专业的学者，往往会因为这种高度易读性而错误地将这部堪称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等同于平庸的通俗小说。
11月21日，译者李继宏来到上海书城，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他重译《月亮与六便士》的感受。

李继宏

披着“通俗小说”外衣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
李继宏介绍，从表面上看，《月亮和六便士》讲述的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故事。故事主角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原型是生极落魄、死备哀荣的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尽管两者存在太多的差异，但相同的地方也很多：两人都曾在交易所卖过股票，都是人到中年方始立志献身艺术，都曾在潦倒不堪之际接受朋友的扶持、尔后竟和对方的妻子暗通款曲，也都曾远赴浩瀚大洋之中的塔希提并在该岛了却余生。
高更跌宕起伏的生平成为素材，经过毛姆的艺术加工，成为斯特里克兰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且高更种种举动，在斯特里克兰身上统统得到合理的解释：一切全是因为不受羁绊的艺术创作冲动和沉闷乏味的布尔乔亚生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句《圣经》上的话来到我嘴边，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知道神职人员认为俗人侵犯他们的领地是有点亵渎上帝的。我的叔叔亨利做过二十七年惠特斯特布尔的教区牧师，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说，魔鬼总是随心所欲地引用经文。他记得从前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的牡蛎。”
李继宏印象深刻的，是毛姆高明的写作技巧。例如在《月亮与六便士》的结尾中，毛姆的笔触显得十分突兀，一度让这个结尾成为许多读者猜测的未解之谜：亨利叔叔这个人物在前文只出现过一次，这两句话和上文也貌似没有任何关联。当他首次翻读这部小说，一口气看到最后这些文字时，突然热泪盈眶，然而又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感动。
毛姆的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已经亡故。在毛姆撰写《月亮和六便士》的1918年，伦敦的牡蛎零售价是每个四便士。“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就是1875年到1885年之间那段岁月。
亨利·毛姆早在1897年去世，在1918年“怀念”那段日子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尾有着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呼应开篇；那十年恰恰是维多利亚文学如日中天的巅峰期，这段文字再次强调了毛姆对现实主义的珍重和坚持，从而为整部充满怀旧气息的小说划上了完美的句号。第二层含义则是顺应上文；前面几段文字描绘了艾美·斯特里克兰及其子女的天性是多么的凉薄，作者在同情斯特里克兰缺乏家人关爱之余，不禁感怀自己的身世也几乎同样孤苦；他怀念一个先令就能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是因为当时他的父母尚在人世，那是他毕生中唯一享受到家庭幸福的光阴。
“也就是说，毛姆成功地将怀旧和凄凉灌注在这个奇峰突起的结尾里。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它和上文的结合极其巧妙，以至于敏感的读者纵然不知究竟，也会深深受到感染。”李继宏说。

李继宏为读者签售

“月亮”与“六便士”，讲述中年危机
李继宏认为，毛姆在英美文学评论界的地位不高，但其实堪称现实主义文学最后的巨匠，他希望通过翻译和重新解释《月亮和六便士》，来捍卫毛姆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毛姆不但得到过去几代读者的热爱，而且启发了无数的中外作家。比如《动物农场》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说过毛姆是他最爱的作者。
在李继宏看来，《月亮和六便士》遭到低估的根源在其自身的欺骗性。经过长达二十年不辍的笔耕，毛姆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出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和优美准确的遣词造句，然而这种精熟的匠艺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行云流水的快感。另一方面，他巧妙埋藏的线索和用心良苦的寓意，却消弭在这种流畅得几乎无需动脑子的阅读体验里。人们往往会因为这种高度易读性，而错误地将这部堪称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等同于平庸的通俗小说。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曾经广为流传。李继宏介绍，实际上《月亮与六便士》中既没有“六便士”也没有“月亮”，这是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书评。在写作《月亮与六便士》成名之前，毛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剧作《弗里德里克夫人》，这部剧在戏院中连续上演400余场，一票难求，乃至当时的媒体创作了一部宣传画：毛姆的剧作在戏院上演，而莎士比亚在台下嫉妒地看着，可见毛姆当时的风靡程度。
毛姆本人为人直率，口无遮拦，曾经公开宣称：“创作剧本的难度向来被夸大，我自己脑里总是有六七部作品，只要想到合适的主题，我立刻便能将其分解成几个场景，每一幕都会呈现在我面前，所以我写完一部戏以后，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另起炉灶。”使得许多剧作同行怀恨在心。之后，毛姆写作小说《人性的枷锁》，出版后遭遇一片恶评之声，有一位读者对《人性的枷锁》主角菲利普的评价是:“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而毛姆本人特别喜欢这句评论，因此将“月亮与六便士”取作书名。
“起初看《月亮与六便士》，我以为是讲理想与现实的故事，但现在回头重读，认为更多讲述的是中年危机。”李继宏说，毛姆本人是同性恋者，当年同性恋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即因此而声名扫地。毛姆毕生如履薄冰，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假装是异性恋者，和离婚不久的西丽·贝纳多结为夫妻。这段未曾开始便注定要破裂的婚姻持续到1928 年，毛姆以两处伦敦豪宅、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和每年三千英镑赡养费的代价恢复了自由身。“这本书是为毛姆现实的困顿，寻找虚拟的出口。”李继宏说。“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也是对现实情感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