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无国界：波兰“史上最严堕胎法”出台后，邻国迎来跨国堕胎潮

流产无国界

德国首都柏林东南角的玛利亚娜广场上，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立面上粘着块不起眼的招牌：芭芭拉阿姨。在其德语标识旁边，写着更醒目的波兰语翻译“Ciocia Basia”。

“芭芭拉阿姨”是柏林波兰裔移民自发组织的妇女互助机构，成立于2015年。在今年10月22日波兰宪法法院通过判决，几乎剥夺了本国女性的堕胎权后，包括德国在内的众多波兰邻国迎来跨国堕胎浪潮。 “芭芭拉阿姨”在整个11月连续加班加点，咨询电话络绎不绝，电子邮件无法及时回复。

“芭芭拉阿姨”广告 / 柏林Medical Students for Choise友情提供

史上最严堕胎法的诞生

波兰涉及女性堕胎权利的法律《家庭计划法》是欧盟各国中对生育自由权限制最多的法案。该法仅允许女性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堕胎：妊娠对母亲造成生命威胁或永久性健康伤害、因强暴乱伦等刑事犯罪原因受孕以及胎儿在医学层面具有先天性缺陷。

可即便《家庭计划法》这样严格的法律，还是被波兰宪法法院法官以11票对2票压倒性判定违宪。

宪法法院在判决词中强调，“胎儿因先天性缺陷而被允许堕胎”违背了波兰宪法中保障生命平等权利之原则，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应得到平等的机会，依据先天性缺陷或疾病对生命进行筛选，与纳粹的优生学无异。

这意味着，即使是先天畸形或唐氏综合症等基因疾病也无法成为终止妊娠的合法依据，波兰妇女合法堕胎的条件又少了一个。

根据波兰政府公布的数据，2019年波兰全国共有1110起合法妊娠终止案例，其中98%（1074起）是因为胎儿有先天性疾病。

按照宪法法院的最新判决，波兰全国每年合法堕胎案例将下降到30，这个数字对于波兰这样一个有着近4000万人口的中等国家而言显然并不正常。作为对比，人口总数为波兰两倍的德国2019年全年孕妇妊娠终止数量为100893例，相当于波兰收紧堕胎条例之前的100倍、波兰收紧堕胎法规之后的2900倍。

鉴于波兰妇女前往德国、斯洛伐克等国“非法”堕胎的现象十分普遍，波兰官方堕胎数据并没有什么参考意义。根据非政府组织“波兰妇女家庭计划促进会”估算，波兰妇女每年实际的妊娠终止数量大约在15万量级。

波兰南部与警察对峙的反堕胎法抗议群体 / 网络

尽管如此，判决还是在波兰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10月22日当晚，数百名愤怒的抗议者无视新冠防疫条例，聚集在推动该法案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党魁Jaroslaw Kaczynski私人住宅门口，打着“这是我的子宫”、“你的法袍上沾染着鲜血”标语，并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最后被用催泪瓦斯驱散。

之后的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6日以及11月13日，首都华沙、克拉科夫等各大城市均连续爆发了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全波兰妇女大罢工”为首的各游行队伍在每个周五晚间都会利用汽车游行瘫痪华沙市中心交通。

衣架vs十字架

根据波兰媒体WNP的一份民调显示，近半波兰人希望维持1993年以来推行的堕胎条例不变，而28%的受访者则希望进一步放开堕胎条件，仅有15%的受访者希望推行严格的禁止堕胎令。虽然多数人不赞成收紧堕胎法律，但自由派势力党派林立力量过于分散，保守派却能够依靠天主教会加持通过法律与公正党的联盟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天主教会对堕胎权收紧十分满意。波兰主教协会主席兼波森大主教Stanislaw Gadeck在10月22日夜间第一时间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法律变更。此次的判决证明了‘没有生存意义的生命’这一概念本质上违背了法治民主国家的原则”，“每个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因疾病而被剥夺生命权是多么的野蛮。”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克拉科夫大主教Marek Jedraszewski。他在纪念前波兰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活动中表示“法院展现了勇气与正直。”

教会的保守立场引发部分民众强烈反弹，Apostazja（退教）一词冲上了波兰语谷歌搜索排行前五位。而游行民众的批判对象除了在保守主义方向上越走越远的法律与公正党之外，还加入了天主教会。

2020年10月24日，在波兰西部弗罗茨瓦夫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在大主教宫殿的门口留下了衣架 / 网络

游行队伍屡屡打出标语“我的子宫不是教堂”，并在教堂大门铁栅栏挂满晾衣架（20世纪堕胎普遍非法化的时期，大量妇女使用衣架刺破子宫的非科学方法堕胎，因此衣架往往被视为堕胎以及生育自由的象征之一）。

波森、卢布林、弗罗茨瓦夫等城市的部分教堂门口还出现了大规模涂鸦以及辱骂神职人员案例。“全波兰妇女大罢工”组织甚至公开呼吁妇女在教堂内部以及在礼拜仪式时举行抗议，尽管这种举动在宗教气氛浓厚的波兰可被依法判处两年徒刑。

2020年10月28日华沙的圣十字教堂前 / 网络

看到左翼民众与教会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法律与公正党党魁Jaroslaw Kaczynski公开呼吁支持者保卫教堂，斥责有人组织策划袭击圣地。

在波兰，宗教卷入宪法议题争议并不令人意外。该国超过九成人口为天主教徒，教会是推动国家政治发展和民族认同的根基。

即便是在遥远的中世纪时期，圣城琴斯特霍瓦的明山修道院就曾是抗击瑞典入侵的大本营，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目前也仍保留着预防蒙古骑兵入侵时的警报号角。在之后被邻国多次瓜分的历史时期，教会几乎就是波兰民族国家的影子政府。在奠定波兰民族概念的《五三宪法》序言中，开头直接使用“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名”的表述。

即便是在苏联国力最为鼎盛的197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爱德华·盖莱克也敢于公然违抗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对若望保禄二世的造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世纪80年代，波兰天主教会凭借着波兰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威望以及教宗的三次访问，为瓦文萨提供物质支持，协助团结工会夺取政权，推倒了东欧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在团结工会上台之后进行休克疗法的头几年里，也是依靠若望保禄二世的多次调解，波兰才顺利度过艰难的转型期。

结果就是，波兰成了欧盟内部一个经济上高度融入欧洲、思想上却又极其保守的非典型性国家，教会与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传统保留至今。

波兰妇女能否逆转未来

如果说波兰教会与更加世俗的年轻一代之间的潜在矛盾由来已久，那么点燃这一火药桶的无疑便是近年来不断“玩火”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

成功修宪收紧女性自主生育权后，该党发言人Anita Czerwinska强调，政府不会置孕妇与（有缺陷）婴孩于不顾，并“将在数周内建立特别委员会尽快起草新法案”，以为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不过，该党2015年二次执政以来，一直尝试通过立法对实施堕胎手术的医护人员处以罚款。

而此次由114位法律与公正党议员主导的堕胎权释宪，被视为在7月大选以2%差距险胜反对派公民纲领党后，稳固保守派基本盘的招数。公民纲领党党魁Borys Budka在接受当地电视台TVN24采访时就抨击法律与公正党为“懦夫和不负责任者，既没有胆量将（修改《家庭计划法》收紧堕胎权）提案直接诉诸于议会，还试图在全国将精力集中于新冠疫情时发起另一场意识形态战争”。

目前，波兰全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75万人，自从11月4日以来，该国每日新增确诊已经连续两周保持在2万例以上，严峻的防疫形势成为法律与公正党驱散抗议人群的最佳理由，尽管左翼党团副主席Marcelina Zawisza喊出了“如果他们认为疫情会阻扰我们（上街）的话，那就太不了解波兰妇女了”这种明显与抗疫条例冲突的宣言。

裹着床单的女人写着“为女人而死”参加宪法法庭前的抗议 / EPA-EFE

波兰妇女之所以敢于顶着新冠上街游行，除了最高法院此次判决目前仍未正式生效之外，还因为2016年的街头运动曾经大获成功。当年10月，法律与公正党就试图借助一项名为“停止堕胎”的公民提议起草一份完全禁止堕胎的法案，引发12万人参加的“黑色抗议”。顶不住压力的法律与公正党最终让步，众议院在之后的二读过程中以352票对58票的压倒性优势否决该草案，这也被视为法律与公正党该执政期内最大的失败之一。

此次连续数周的街头抗议也确实达到了一定效果。在10月27日的众议院会议中，法律与公正党党魁Jaroslaw Kaczynski面对反对派议员抨击一度要求保安将部分议员架出大厅。波兰总统杜达也在10月29日表态愿意紧急立法以平息事态。根据杜达的提议，堕胎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到“医学诊断胎儿在分娩后无法存活”，但是该党在例如唐氏综合症等非致命性的染色体问题上仍拒绝退让。

不过，对于希望能够合法终止妊娠的波兰妇女而言，得益于欧盟这一人员自由流动大框架的存在，至少堕胎与生育自由的道路并未被完全堵死。

在波兰最重要的邻国德国，以“芭芭拉阿姨”、“pro familia”为代表的、拥有波兰背景的互助组织正在努力地为不知所措的波兰妇女提供一个B计划。

在接受《每日镜报》等德国媒体采访时，在“芭芭拉阿姨”志愿工作两年有余的Maria Owczarz坦言，该组织能够提供的帮助仅包括帮助波兰妇女预订往返交通行程、预约医院档期、充当翻译角色等事务性工作。具体到手术费用和术后康复等问题，“芭芭拉阿姨”们的援助十分有限。

即便如此，往返于波兰德国之间的堕胎妇女数量依然迎来了一波小高潮。以往每个月前往柏林寻求“pro familia”堕胎咨询和帮助的波兰妇女数量大约仅为10人左右，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三倍，几乎每天都有妊娠终止手术需要协调进行。

其实早在此次释宪公布之前，波兰妇女前往德国、斯洛伐克、立陶宛甚至乌克兰进行堕胎就已经十分常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波兰保守派政府的释宪，更像是现代化和女性主义浪潮面前的掩耳盗铃。（责编/权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