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法》篇《论》章，衡量，评定
【原文】
六枋(柄)：一曰观，二曰论，三曰僮(动)，四曰槫，五曰变，六曰化。观则知死生之国，论则知存亡兴坏之所在，动则能破强兴弱，槫则不失讳(韪wěi)非之[分]，变则伐死养生，化则能明德徐(除)害。六枋(柄)备则王矣。三名：一曰正名一曰立(位)而偃，二曰倚名法(废)而乱，三曰强主烕(灭)而无名。三名察则事有应矣。
【译文】
治国的六个抓手：其一，“观”，鉴戒古今；其二，“论”，调查、研究、讨论、权衡和比较；其三，“动”，实践、行动；其四，“槫”，团结、统一；其五，“变”，因循变通；其六，“化”，感化教育。借鉴古今则知兴替；调查、研究、讨论、权衡和比较，则知道导致兴衰的道理之所在；只有实践、行动才能克服艰难，兴旺不足；团结、统一则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纷争不断时，不至于失控；因循变通则能克敌制胜，奉养生灵；感化教育则能够彰明德行、除弊去患。具备了这六个权柄之剑，就能实现兴旺大治了。三个名实关系：其一，正派、威严之名树立，名实相符，万民仰望则一呼百应；其二，不正之恶名生，法令废弛则纲纪混乱；其三，强梁之君，身死国灭，声名扫地。详细审查这“三名”，有事之时，就知道如何应对了。
【详解】
开车上路尚且需要驾照，治理一个国家是何其难的一件事，却不需要考取一个“执照”。但是中国的古人是有办法的，一代代的帝师，把优秀的思想文化教授给了下一代的君王。只可惜，一不小心就穿丢了，好在《黄帝四经》的出土，把遗失了两千多年的文化精髓又续上了。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六柄，原文写作“六枋”，“枋”同“柄”，即治国理政的六个抓手。
毕达哥拉斯及其教派，是西方哲学家中唯一有过当政实践的。毕达哥拉斯曾经力图为入门者订立一条规矩。即如果一个人试图想要成为一个好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而“善”只有结合了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得到。部分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理念的柏拉图认为，如果允许不曾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预政府的话，他们将会不可避免地败坏政治。
相比之下，东方的哲学家是何等的智慧。让我们看看是怎么说的，“六柄：一曰观，二曰论，三曰动，四曰槫，五曰变，六曰化。”
第一个叫“观”，即借鉴古今。如果放在今天，应该说借鉴古今中外；第二个叫“论”，即调查、研究、讨论、权衡和比较。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篇就是《黄帝四经》中的《经法》篇《论》章；第三个叫“动”，就是实践和行动；第四个叫“槫”，音“团”，即团结和统一；第五个是“变”，即因循变通，换做更准确的当代语言就是“改革”；第六个是“化”，即感化教育。
按理这个话我是不应该说的，之前《黄帝四经》有两个主要的翻译版本，一个是2005年余光明先生校注的汉英对照《黄帝四经》，另一个是2016年陈鼓应先生注译的《黄帝四经今译今注》。但十分遗憾的是两位前辈在这一段的翻译上均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翻译与原文意涵均相去甚远，甚至是全然不知所云。
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也恰巧是新冠肺炎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憋在家里除了做饭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于是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黄帝四经》全部重新做了翻译。
因为有十年的解《老》积累，所以翻译起《黄帝四经》基本没有难度，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环境实在是有待提高，出版社只卖书号，不问内容，甚至连看一眼书稿的兴趣都没有。好在现在网络可以自媒体，我又何必要去低三下四地求出版社呢，如果我的翻译的确是有一定价值的，我相信中华书局有一天会来找我的。
言归正传。“观则知死生之国”，“观”不是观察，更不是关照几微，是借鉴古今。《黄帝四经》通篇没有任何玄幻和谶纬，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哲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二者之间的差距，简直就是博士后和幼儿园小班的距离。如何可以知道国家的兴替？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读历史可以知未来。中国是一个百国之国，历史上的兴衰更替都是这个文明积累下来的财富，恰巧，中国又是一个爱记录历史的民族，早在夏商周，都有较为详细的历史记录，遗憾的是春秋末期，随着王子朝奔楚事件的发生，“典籍”从此失踪，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浩劫，其影响远超焚书坑儒。
“论则知存亡兴坏之所在”。“论”就是调查、研究、讨论、权衡和比较。1930年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而另一个伟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却说过“不争论”，这同样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因为，再多的争论也得有实际行动，“动则能破强兴弱”。“动”就是实践、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千多年以来，西方哲学一直在争论，但没有实践，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毕达哥拉斯，没有人实践过，就连提出“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马克思，他本人也不曾实践过。
“槫则不失韪非之分”。“槫”字有三个读音，不同的读音意思不同，在这里念“团”，意思是团结、统一。只有团结、统一，才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纷争不断之时，不至于失控。当下的时局其实已经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团结的中国是怎么抗疫的，而强调“自由”的国度是如何把抗疫弄的一团糟的。
“变则伐死养生”。“变”就是因循变通，当然，古人是不知道“改革”这个词的，因为直到明朝，这个词才被创造出来。但古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变革。
春秋时期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公元前594年，鲁国进行税制改革（初税亩）
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国商鞅变法
西汉末年（新朝）王莽改制
东晋末年（包括南朝宋）刘裕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
唐代永贞革新
后周周世宗改革
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明朝嘉靖前期张璁改革（嘉靖新政）（嘉靖中兴）
明朝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万历中兴）
清末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同光中兴）和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等等
不是为变而变，只有因循变通才能克敌制胜，目的是更好地奉养生灵。历史在发展，各种外部、内部的因素都在变化，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
“化则能明德除害”。“化”就是即感化教育。儒家就是想通过这个方法来治国，其弊端就是不考虑各种条件的变化，一味地感化教育。法家则用“术”，这一点孔子也看到了弊端，《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感化教育则能够彰明德行、除弊去患、深入人心。
具备了这六个权柄之剑，就能实现兴旺大治了。“六柄备则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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