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平等到高压政策，为何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精英态度截然相反？

文/骚客文史

1789年7月14日清晨，法国的巴黎硝烟四起，无数愤怒的市民拿起武器战斗，此时的巴黎只有巴士底狱还在国王手中。而当人民占领了巴士底狱时，犹如一个信号，法国的大大小小城市都掀起了起义斗争，人民纷纷武装起来夺取政权，法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就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由于法国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深化，再加上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农业的自然灾害，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整个法国已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再加上路易十六公然出尔反尔，企图违背议会的法令，强行解散议会，拒绝改革。由此，整个火药桶便点燃，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之后，人民组织的国民自卫军掌握军权，人民组织的制宪会议掌握立法权，并且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限制王权，实行代议制。由此，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

在经过了大革命之后，法国的革命精英们便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态度去建设社会。不仅通过了各项利于民主的草案，还在各地举办活动庆祝革命。

但仅仅过了两年，1791年7月，当民众在马尔斯校场举办请愿活动时，革命精英却下令镇压此活动。并且在那之后不断施行类似措施。此时的革命精英的态度已经变得消极。

仅仅两年时间，为何革命精英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对于法国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之初，革命精英推翻了封建王朝，通过一系列法令去维护巩固胜利果实，在此背景下，革命精英热情饱满，态度十分积极

大革命之初，人民和革命精英通过武装斗争，掌握了军政立法大权，随之而来的便是要去制定一系列的法令去维护大革命的成果。

首先是立法权。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之后，立法大权落到了制宪会议手中，这意味着革命精英可以废除旧法国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人民拥有了选举权，人人都能够成为官员，并且直接参与到政治。其次是废除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促进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当时很多革命精英将他们对当时的热火朝天的时代所表达的情感写在日记当中。比如吕奥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似乎突然惊醒，发现樵夫在几个小时内就把整个森林都砍倒了。”

罗默更加热情地写道：

“革命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关注，我们为此倾注了所有的时间，以致不能再做其他事情。”

这些都表明革命精英在大革命之后，他们对推翻了旧制度并建立起了新法国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态度。

不仅如此，大革命之后制定的法律中比之前的法令更加激进。站在革命一端的贵族诺阿耶子爵在制宪会议中，建议废除一切贵族享有的纳税特权，并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对其他人进行的人身奴役。这些都表示贵族们愿意做出牺牲，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践下去。

这只是一个开头，在那之后，会议持续深入，一致表决取消贵族享有的各种司法，消费，财产等各种特权。贵族在实际意义上已经和平民无异。这意味着法国的旧社会和新社会已经决裂开来。法国是一个崭新的法国。

而后，《人权宣言》的颁布，让人民的热情达到了顶峰。这使得法国大革命时期高喊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再成为一个空喊口号，而是一个实践，一个法律。

革命精英们对此充满热情，他们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法国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历史将会被他们所改写。康普马写道：“后世的人应该很难相信今年的事情。”

这便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通过革命精英和群众的努力下，法国一片欣欣向荣。抛弃了专制、残暴和落后，一个平等、理性、包容的国度似乎就快要诞生，革命精英们态度十分积极。

过于激进的制宪会议遭到旧势力反对，在教会贵族民众的三重压力下，革命精英开始心力交瘁，态度也变得消极

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有一条主线，那就是自由平等。民众因此获益，但是，也引起了更大的挑战。当时，许多民众，革命派别，俱乐部等等群体经常因为一项法令而上街游行甚至是暴乱，从而造成国家效率低下，这便是过度强调自由所导致的。

除此之外，由于革命精英想和旧社会彻底一刀两断的想法过于强烈，因而并没有处理好贵族和教会的问题，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挑战。

1790年6月19日，制宪议会在废除了贵族的种种特权之后，决定彻底废除世袭贵族制。这意味着贵族不仅没有了特权，还失去了头衔。此举不仅让贵族感到愤怒，更重要的是，贵族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革命精英和法国群众的目标。因此，掌握着大量资源的贵族跑到德国的由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尔图瓦伯爵组织的反革命委员会，来对抗革命精英。

不仅只是贵族，在1790年4月的处理宗教问题的议会中，议会提议要拍卖教会的所有财产。此举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而当一位偏革命派的教会人员提议将天主教定为国教，以此平息教会的愤怒时，又遭到了议会的否决，理由是议会认为此举违反了宗教自由原则。而此举却彻底激怒了教会。

1790年底，议会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必须效忠宪法，神职人员却认为这是对罗马教皇的不忠，再加上欧洲效忠罗马教皇的国家的煽风点火下，法国的教会与制宪议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而真正引起革命精英不安的是国王出逃事件。革命精英一心想在法国建立“国民、宪法、国王”三位一体的君主立宪制，但是路易十六却不服于革命。因此，国王便想要逃出巴黎，并与反革命委员会合作。1791年6月，国王出逃，但遭到了失败，被抓回了巴黎。

尽管革命精英们在劝服群众，甚至编造了国王被绑架了这一说法。但是群众仍不买账，他们认为国王出逃就是为了反革命，因此要求推翻君主立宪制，建立共和制政府。但是革命精英却害怕现有制度被打破而引起更大的混乱，让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因而拒绝。但这一举动更是使得民众更加不满，开始举行暴乱。

在教会，贵族，民众的三重压力下，革命精英开始心力交瘁，态度也变得消极。

革命精英的热情开始褪去，态度变得消极，高压政策造成了境外势力反扑，间接促进了法国共和政体的建立

1791年7月15日，面对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巴纳夫在一次演讲中说出了作为君主立宪派的焦虑：

“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的和罪恶的行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就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

这不仅是巴纳夫个人的焦虑，也是革命派的焦虑。

在境内受到了教会，贵族，民众的三重压迫，在境外，又有反革命势力不断进行反扑。革命精英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而取代消极的便是不安与恐惧，革命精英们再也无法继续冷静。

多重因素发酵下，1791年7月17日。支持共和派的群众，在马尔斯校场举行请愿，并且集结了大量群众，大门共同高呼废除君主立宪，建立共和国。但是革命精英们却认为这是对他们权威的蔑视，因此派出了卫队进行解散，但是遭到了群众的反击，直至升级为暴力冲突。因为暴力，踩踏而死在马尔斯校场的民众多达数百人。

在这之后，革命精英将这种高压政策持续化，扩大化。开始逮捕，屠杀，暗杀各类群众。报刊杂志等开始接受审查，禁止各种集会，游行，一时间，法国人人自危。

终于在1797年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宣布法国正式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虽然此举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这一切举动都是由于革命精英的态度消极，不去听取群众意见而造成的，而这，也将会给境外的反革命势力反扑。

法国的大革命引起了普鲁士，奥地利的意识形态冲突，再加上这两国本就与法国有强烈的利益冲突和世仇。在1791年至1792年间，两国组成了反法联盟，由于法国势力过于分散，再加上有法国逃出去的军事人员的泄密和支持，法国被联军所打败。

法国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革命精英的高压政策所致，人民群众自然不拥护他们。法国陷入了危机之中，就在此时，一部分革命精英开始反思，并且准备建立人民群众所想要的共和政体。

而那部分革命精英便是罗伯斯比尔所带领的雅各宾派，他带领法国群众拿起武器进行革命，不仅将反扑的反革命势力赶走，还推翻了原王室，处死了路易十六，建立了共和国政体。将法国大革命推向了新的高度。

可见，虽然革命精英的高压政策使得境外势力反扑，危及法国国家安全，但是也变相的推动了法国共和制政体的建立，其影响是有好有坏的。

结语

纵观大革命初期的法国革命精英。改革过于激进，并且不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这是君主立宪派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改革的有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力量便显得尤为重要。

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精英或许是热情太过于高昂，无论是对待贵族还是对待教会，都采取一刀两断式的做法。这种做法短期内是真正切断了和旧社会的关系，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根基问题。教会和贵族在法国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而这种激进的做法便只会使得其两者加入反革命势力。

同时，不仅仅是热情过于极端，其高压也过于极端。在人民群众强烈呼声之下，却依然我行我素，不进行改革。反观雅各宾派，其推翻王室建立共和国，人民群众便一呼而应。与其并肩作战打败侵略者，保护革命果实。

大革命时期之所以封建，共和，保皇翻来覆去的争夺，便是因为改革的太过于激进引起对方的不满，如果能够有序进行改革，例如英国，那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流血牺牲了。并且，失去了人民群众作为基础的改革，同样也是空中楼阁。

参考文献：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革命节日》

《思考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