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姚：亲手贴了母亲的大字报，母亲自杀前，曾亲口告知她自己会死

　　1944年7月9日，上海市防空日，全市上空响起了高亢的防空汽笛声。在这宏亮的汽笛声笼罩下，我发出了来到这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

　　婴儿声自然比不过那响彻上海全界的防空警报，因此只有产科医院里的护士阿姨们会注意到我。其中，有一个护士对我格外好，她把我抱到躺在病床上的女性怀里。

　　那位女性长得很漂亮，看着我时眉目间尽显温柔与宠爱。她常常会捏着我的小手，时而摇摇，时而放在嘴边亲，然后柔声唤道：“Babe”。

　　那是我的乳名——宝贝。等到我六岁时，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姚姚。这是爸爸给我起的名字，以他之姓，冠我之名。

　　图 | 这就是刚来到世界上的我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也清楚了周遭人物与我的关系。对我很好的那位护士后来成为了我的保姆，而喊我宝贝的那位女性，是我的妈妈——上官云珠，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明星。

　　至于我的爸爸姚克，其实我对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有名的文人，与妈妈在剧社里相识并结婚。可在我学会喊他时，他消失了，从我的童年中离开了。

　　据说，是他爱上了别的女人，妈妈很生气所以和他离婚。

　　大人们好像很轻易就能提出离婚，像是扔东西一样，很快就抛弃了这段关系。可到了私下，他们又会很难过地痛哭。

　　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我，那时还不到两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一味地跟着妈妈。可渐渐地，我有点害怕她。

　　但其实，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很喜欢妈妈，喜欢她的怀抱，喜欢她呼唤我。她唤一句“Babe”，我便会咧开嘴笑。

　　图 | 我亲在妈妈的脸颊上

　　只是后来，听到“宝贝”时，我有些许累了。

　　保姆阿姨常常会对我说：“宝贝，该去弹琴了，妈妈回来要听的。”

　　我知道，保姆阿姨是为我好，因为如果我弹不好琴，妈妈会打我，用佣人做针线的那种竹尺打我的手。有的时候妈妈气过头，还会扇我巴掌。

　　这个时候，我会害怕，但我不会哭闹。因为是我不争气，没有达到妈妈的要求，让她失望了。

　　尽管手上或者脸上时不时会传来火辣辣的疼，我也不会闹，但有的时候太疼了，我控制不住眼泪，它会自己流下来。

　　不知道妈妈看见我的眼泪，是心疼，还是厌恶。

　　也可能，两者都不是。毕竟，我不是很能看透妈妈的想法。

　　听保姆阿姨说，妈妈很宝贝我，在我被医院查出肺上有一个点时，妈妈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

　　这样听来，妈妈应该还是爱我的吧。

　　因为爱我，所以会对我严格。而我也爱她，所以当妈妈要我一起去拍电影时，我会乖乖地按她的要求，挺直腰板摆好双手，就像个洋娃娃一样，任她处置。

　　图 | 妈妈第一次带着我拍电影

　　由于妈妈是明星，所以很多人会在背后指点她的私生活。因此，我常常能在路过陌生人时，从他们的口中听到我的名字。

　　他们会说我幸运，生在了大明星家里。也有些人说我倒霉，需要走在母亲规定的道路上。但其实，只要妈妈开心，我就是开心的。

　　不过，我的这份“开心”常常会受人质疑。

　　眉毛下挑，垂下眼帘，抿起嘴角，微笑。明明是一个标准的笑容，可总有些人说我的这幅面容不够精气神，像是有心事一样地在忧愁。

　　可我这样的小孩，能有多少心事？最多只是在面对镜头时，纠结着这样站，这样笑对不对，妈妈会不会满意罢了。

　　而刚好，镜头捕捉下了我的神态，但是没能看穿我的心事。

　　但其实我的心事并不多，不像成年人那般复杂。直白来说，我只是有点不开心罢了，毕竟我的童年很压抑，被层层名叫“严格母爱”的乌云笼罩着。好在，我的世界并不缺乏阳光，当光束穿透乌云时，快乐就降临了。

　　说起这，我发现了我与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大多数人的快乐都是来自于玩具和游戏，或者新衣服。可我的快乐不是。于我而言，童年的快乐源于陪伴，或者说，源于一份父爱。

　　在我四岁那年，我曾接触一位叔叔，每次他到家里来时，我就能抛开各种枷锁，像个正常小孩一样，对着大人撒娇。当然，这所谓的“大人”中，不包括我的妈妈。

　　那位叔叔名叫程述尧。最开始，我喊他“程伯伯”，大概两年后，他就变成了我的爸爸。

　　“爸爸。”

　　“哎。”

　　当他回应完我的呼唤，下一秒我就会准确无误地落在他的怀里，感受着父亲般的安全感。可以说，他待我如亲生女儿，就算后来弟弟灯灯出生，他也没有收回对我的爱。

　　不过，那时的我在弟弟出生后稍微有了些许“危机感”。明明他也是我爸爸，可我却姓姚，而不是和弟弟一样姓程。

　　于是，我开始给自己“改名”，每当有人问我叫什么时，我都会很有自信地回答：“程姚姚。”

　　听到我这样说后，有的人会开始笑，觉得我这样的举止只是个搞笑行为。但其实我内心很清楚，我不是在搞笑，我是真的想成为爸爸的亲生女儿。

　　可这是不可能的，好在，不管是不是亲生的，爸爸都不介意。

　　许是为了让我不受欺负，他还会去和照顾弟弟的奶妈说：“以后你不光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

　　看着爸爸对我如此上心，家里的佣人在与外人聊天时也会稍微提及一下我们的情况，说：“他们父女两个人，要好是要好的。”

　　图 | 这就是我的程爸爸，温和洁净的君子

　　话虽如此，但有些时候，这所谓的“要好”好似变成了“一般好”。

　　在妈妈打骂我的时候，他就和家里佣人一样，站得远远的，惊慌心疼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是我的亲生父亲在场，他会安静地站在一边吗？还是会上前劝阻母亲不要打我？

　　我希望是前者，这样我就能原谅爸爸的“旁观”。可我内心清楚，我的亲生父亲不会这样的。当他知道我有肺结核时，他特意从香港托人给我带英国的奥丝滴灵钙针，还给我写了信。

　　他虽然缺席了我的生活，但一直都在默默关心我。“他不是真的不要我和妈妈，他自己做错了事，妈妈不要他了。不过，他心里是想着我和妈妈的，他想要回家来，可是妈妈不要他回来。”

　　因为妈妈不想要他回来，所以我也不敢开口告诉妈妈，我很想他，想念这个亲生父亲。我觉得，女儿想念父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这个家中，却是不正常的。

　　我既没有拿到那所谓的奥丝滴灵钙针，也没有看到那封信，早在妈妈接手这些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失去了拿到它们的机会。

　　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一直追求进步，所以不会接受外国东西，更不会接受前夫的好意，尽管那好意是对于我的。

　　图 | 六岁的我

　　不过，这样的妈妈，让我感到骄傲。

　　美丽，要强，有名，耀眼，这些都是属于妈妈的标签。小时候的我，常常会因为这些而感到开心，有的时候过于兴奋了，我还会向弟弟炫耀：“我家住的那条路上，没有人不知道我们的妈妈上官云珠。”

　　然而，名利却是一把双刃剑，对妈妈而言尤其如此。

　　1952年，“三反”运动爆发，全国上下所有人的时间仿佛倒退了一般，从先进走回落后。

　　开舞厅的人怕祸端，直接关闭了店面；开咖啡馆的人怕风气不正，索性把咖啡馆换成了饮食店；穿金戴银爱打扮的人怕影响不好，也不敢追求新潮流了，直接穿回旧社会的打扮。

　　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就是如此谨慎。在不自由的生存环境下，许多人都会为了安稳，选择跟着大部队走。

　　尤其在意自己名声的妈妈，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她的世界里，名声仿佛就是排在了第一位一样，女儿，丈夫，儿子都比不上好名声。

　　妈妈为了自己的名声前途，再一次让我没了爸爸。

　　当时，上海正开展着第一次全民纯洁化运动，每个单位都在清查职工有无问题。不幸的是，爸爸刚好就被查出问题了。有人怀疑他在1949年时贪污了上海影剧界劳军救灾游园会所募得的款项。

　　由于爸爸是个不缺钱花的公子哥，从来没有为钱留个心眼，所以对于款项也不是很清楚。再加上，他不怎么去在意过这些细账，所以连具体款项是多少都不知道的他，随意凑了一个账目上交了。

　　他以为只是例行公事，殊不知，他的这份粗心，给自己揽了一个“贪污分子”头衔。

　　那时的妈妈正在为演员评定级别而奋斗，各种进步活动她都参加，一出革命话剧《红旗歌》，她可以演到一百三十一场。

　　可爸爸的事情一出，她之前所做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在房间里的我，常常听到妈妈的哭声，是哭爸爸不争气，还是哭爸爸倒霉？我听不出来。但爸爸接下来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让妈妈寒了心。

　　为了可以解除软禁，早日回家，爸爸直接就认了那贪污的罪名。他编造了自己把剧院的钱拿回家的过程，还编得有声有色。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花个几百块美金把自己赎出去，可人出去了，名声却是再也没有了的。

　　在爸爸认罪后，妈妈便拿着八百块美金和两个戒指去剧院了，当做退赔的赃款。

　　丈夫成为社会异类，被人喊做贪污分子，这对妈妈而言，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尽管她知道，爸爸是被冤枉的，可她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选择了离婚。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家气氛最僵的时候了，妈妈对着爸爸破口大骂，说他蠢，撒了一个连累所有人的谎言。

　　听着外面的吵闹声，我不敢出去，也不敢上前护着爸爸，因为妈妈很生气，而我怕她。

　　不过，这次吵架后，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离婚，但感情破裂已是事实。

　　虽然爸爸还没有和妈妈分开，可我很少在家里看到他的身影，相反，倒是有个新的面孔出现在了我的世界。

　　每次爸爸不在，那个人就会在我家里，和妈妈很亲密地在一起。从妈妈的口中，我得知了那个人叫贺路，与妈妈是同行。

　　只是，除了从妈妈口中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外，我还在佣人们的谈话中听到了。她们在背后一直骂着这个叔叔，骂他长得像猴子。

　　讽刺的是，她们口中的这只猴子，在后来成为了我的新爸爸。而我现在的爸爸，又变回了程伯伯。

　　对于这一变化，我不想接受，但我无从选择，只能跟亲爱的弟弟和爸爸说再见，继续和严格的妈妈留在原来的房子。

　　图 | 我和弟弟的感情永远顶好

　　但其实，关于这件事，我更多的是不理解。爸爸做错了事，妈妈直接就放弃他了，可妈妈自己也做错了，因为和贺叔叔同居，她被罚五年禁演，这不也是毁了自己的前途吗？

　　是因为不爱了吗？还是因为对爸爸失望了？我不知道，妈妈从不和我谈家事，她觉得我不懂。而我也很乐意装作不懂，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去找弟弟和爸爸玩。

　　我想，妈妈应该不愿意听到我喊程述尧为爸爸，所以我每次都只说，要去找弟弟玩。

　　可事实上，在穿过小三角花园，越过夹竹桃树，走入弄堂房子打开门时，我第一个抱的依旧是爸爸。在我的想法里，爸爸和亲生父亲一样，都是因为做错了事，所以被妈妈打，以及被赶出家门。

　　这样想想，我就很害怕，害怕哪一天做错事，被妈妈撵出去。

　　故而，在爸爸娶了一个叫吴嫣的女子，弟弟被送回北京老家时，我都会很乖巧地在家里练琴，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着手指练习。

　　在学校，我也会按照妈妈的想法，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做朋友。可我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妈妈为我骄傲。

　　在我十七岁那一年的暑假，妈妈又打了我，因为我喜欢了一个男生，还写了一封信给他。妈妈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她觉得我这样做丢了她的脸面，所以一边吃饭一边骂我。骂得不顺心了就转身打了我一个耳光，而我，只会沉默懦弱地在她背后打扇。

　　当然，我也会思考，妈妈为什么生气？因为我轻浮？因为我不懂得保护名誉，随便给男生写信？还是因为我喜欢了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我不争气。

　　可给男生写信这件事被曝出来，全校都知道了我的心意，我也觉得很丢脸，很难过。但妈妈没有安慰我，只是打我，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已经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别人都看不起我。”

　　会不会，妈妈也有点看不起我了？

　　图 | “我真的适合弹钢琴吗？”

　　就算妈妈没有看不起我，我对自己也有点失望了。“我觉得无论学习，思想，没有一样是好的，满身都是疮疤，背上了一个自卑的包袱，抬不起头来。我想自己以后要不声不响地做老实人，自己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

　　然而，这也只是“想”而已，在我身上，没有纯粹的自由而言。

　　妈妈希望我继续学钢琴，我就得继续学下去；妈妈想要我也做个进步的人，那我就在学校里做个积极分子，当红色接班人。

　　说起来有些许可笑，也有点悲哀。我是为了向妈妈看齐，所以才追求的思想进步。可最后这所谓的“积极进步”却成了伤害妈妈的“刀刃”。

　　1966年，新一股意识形态席卷了整个社会。路上的人，不是在逃命，就是在追别人的命；大马路上最显眼的就是穿着制服的卫兵，只要看到穿得好看的人，他们就会冲上前去拦住人家；看见头发卷的人，他们便从口袋里掏出剪刀，一把剪下对方的头发，甚至还会剪开对方的裤脚管，让人颜面尽失。

　　说起这，其实我也被剪过裤脚管。在那些人眼中，我穿的是小裤脚管裤子，不规矩，所以要剪掉。既然他们都这样说了，我也只能接受，并将被剪坏的裤管挽起来，整理妥帖。

　　这是妈妈教我的，在外要注意穿着。可那时的妈妈，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耀眼的明星了。

　　图 | 我和妈妈的同框笑容

　　本是清一色的白墙，都被贴上了各种大字报。而沿着建国路走到家门口，墙上贴的便是妈妈的大字报。在卫兵们来我家时，向来要强骄傲的妈妈也顾不上脸面了，瑟瑟发抖地躲在门后面。

　　可躲是没有用的，那些人不会落下每一处角落。他们搜遍了家，翻完便砸。搜到发抖的妈妈时，他们停下了作乱的双手，将暴力从物品上撤回。好似找到了一个新的玩具一样，那些人开始围着妈妈，挥起双手，又狠狠甩下，将力气全部发泄在妈妈身上，就算看见血流，也不停下。

　　我无数次噩梦般想象着这样的情景。或许，事实会比想象更为残忍。毕竟我曾听说过学校老师被自己学生拿着鞋扇耳光，尽管我没看见过程，但我听见了声音，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声。

　　如此想来，妈妈在被打的时候，是不是很绝望？光彩了大半辈子，却沦落成了那般下场。

　　不过，若她知道我做的事情，才是更绝望吧。

　　9月，为了表示对组织的忠心，我参加了表态大会，在那里公开表态，与母亲上官云珠划清界限，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宣誓今后不再回家。

　　其实，我可能早就没有了家。在我上大学之后。妈妈便将我在家里的小床拆掉了，仿佛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一样。或许，那个家本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那是属于妈妈和贺叔叔的。

　　但与亲人划清界限一事，不止我一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何要如此做，是报复妈妈以前对我的苛刻？还是单纯地追求进步？我很迷茫，心里既有快感，也有内疚感。

　　图 | 追求进步的我

　　可就是这样迷茫的我，做了让旁人更加难以理解的事。

　　在表态过后，我去参加了电影制片厂对妈妈的批评大会，并且亲手贴了一张妈妈的大字报。

　　这个举动，深深地伤了妈妈的心。她问我：“你所做的那一切，是有人逼的？还是出自内心？”

　　除了哭，我什么也没有说。

　　妈妈也没有继续逼问我，许是觉得问了也没用，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捅她的心。

　　过后，我又像个没事人一样，去了北京，接受主席的接见。而妈妈，还在那个公寓里生活，每天都承受着不同的人的打骂。

　　在层层伤痕的叠加下，她的美丽已消逝。

　　看着妈妈一身的伤，我本想留下来照顾她的，可她却在来信中说：“望你早些懂事。别再提请假回来的事了。有些事你太不懂了，太幼稚了，将来会吃大亏的。”

　　我不再多问，像旁观者一样接受着已经疏远的母女关系。

　　图 | 我是一个假笑女孩

　　1968年11月23日，我和往常一样过着普通却不平凡的学校生活。可一大早的呼喊就注定了这一天的特殊。

　　“韦耀，家里出事了，快回去一趟。”

　　待同学说完，我就已经匆匆下楼了，那时的我其实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早在这之前，妈妈便和我说过，她要自杀。

　　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会连妈妈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从学校赶到家里，妈妈的尸体不在；从家里赶到医院，妈妈的尸体不在；从医院赶到火葬场，妈妈的尸体依旧不在。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说，尸体已经和死掉的反革命分子集体火化了，没有骨灰。

　　我这一天的奔波，毫无意义。

　　我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妈妈是怎么想的？这个答案我再也得不到了。

　　从小到大，她一直教育我要做有教养的淑女，要进步，要听从组织。一旦哪一步做错了，她会打我，会骂我，会变得不像一个母亲。

　　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多多少少是对她有点恨意的。

　　可她又确实是一个母亲，会在我生病时心疼我；会在我考不上大学时为我找关系走后门；会在自己被人打时保护我，让我待在学校不受伤害。甚至在决定自杀前，她还告知了我。

　　这样的妈妈，坏吗？

　　或许，我才是最坏的吧。

　　在妈妈和我说决定自杀，就算不自杀也会死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哭。

　　然而，哭是没有用的。斯人已逝，多说无益。

　　承父之姓，我叫姚姚，却不曾和生父有过多交集；承母之姓，我叫韦耀，却从来没有让母亲自豪过。

　　身为女儿，我想我是失败的。

　　图 | 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