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下达一个紧急命令，还罕见地发了大火：完不成任务就杀头

1949年9月，中国即将迈向历史新纪元。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基，给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作全面准备，一个重要会议于21日召开，那就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会议前夕一向很少发火的总理大发雷霆，还下令不完成任务必定严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会议召开在即，全北京最适合开会的地点就是中南海怀仁堂。会议是共产党做东道主，因为当时民主党派中有人认为共产党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所以这一次的会议，一定要搞好。

但是此时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向总理报告说：“怀仁堂里的回响有问题，远处角落根本听不清。新政协6月份在怀仁堂召开的时候，声音就已成了问题，不过那次人数少，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要开全体会议，声音问题肯定不行。”

总理非常着急，立即打电话给时任总参通信兵部部长的王诤中将，他强调：“会议内容再好，人家不知道你说什么，这个会就是失败的。声音问题影响开会，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

王诤将军曾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等职，他接到电话后十分重视，仔细思考后决定将重任交给电信总局技术处军用机组组长的下属傅英豪。

傅英豪是谁？为何将军会认为他可堪重任呢？

傅英豪，1917年出生于沈阳，1935年在师大附中参加了学生运动，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于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傅英豪毕业后在武汉广播电台当技师，后来和同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生的女友唐旦一起在《新华日报》当报务员。他思维敏捷，动手能力强，唐旦理论功底扎实，两人珠联璧合。

后来总理得知二人的能力，推荐他们俩去延安创办新华广播电台，傅英豪任台长。傅英豪听完很激动，据他回忆说：“当时我双手一拍大腿就跳起来了，去延安？去建设我们党的红色广播电台，那太好了！ ”

唐旦当时已经怀有身孕，但是夫妻二人还是决定立即投身工作。为了尽快装好广播发射机，他们将刚刚出生第九天的儿子傅延延送到老乡家喂养，唐旦在孩子满月后就立即投入紧张的电台创建工作中。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为了解决动力问题，傅英豪找来一辆报损汽车的引擎，用皮带连接到发电机上。没有汽油，他们就点燃木炭用煤气带动发电。有一次管子坏了，傅英豪就像抱着孩子一样抱着管子悄悄抹泪。

就是靠着这样的毅力，傅英豪和队友们一直从1940年坚持到了1943年，不仅延安地区，许多大后方和沦陷区的听众也来信将广播比作“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因此王诤首先想到的人就是他，傅英豪也立即接下了这个担子。

但是此时距怀仁堂开会只有一个星期了，傅英豪紧急组建了一个小组，共5人，夫人唐旦也在其中。

傅英豪了解了怀仁堂内部构造后，立即查阅各国资料，试了各种办法，但到处乱撞的回声仍然消除不了，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他突发奇想：“声音大回声大，声音小回声小。如果声源切割到最小，回声不就消失了么？”

傅英豪立即着手将想法变为现实，他们拉来国民党留下的海军舰艇的扩音设备，因为这些设备有9个喇叭，俗称“九头鸟”。傅英豪将怀仁堂分为相等的9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一验证回音问题竟然真的解决了。

原来声音不是直接通过空气，而是几经反射才传到人的耳朵。傅英豪有意违背人的生理构造，使回音不能完全进入耳廓，地上又铺有地毯，故回音变得弱到人几乎感觉不到了。

王诤得知好消息后立即作了汇报，总理听了汇报后，又提出要求：台下自由发言也要保证顺利传音。

傅英豪想到了办法，他在侧房安一台100门的电话总机，将整个会堂切割成几十个小区，编上号，台下哪个小区有人发言，值班员申仲义就对应插上塞绳，发言得以清晰地传遍会场，任务再次圆满完成。

为表彰傅英豪前辈做出的巨大贡献，1955年授予他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1994年傅老病逝，斯人已逝，但是老一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