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为民请命的戊戍六君子受刑时，老百姓大呼：快杀！快杀！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慷慨的说出这句话赴死时，年少的我一度以为现场场面应该是这样的：无数围观的百姓，以手掩面，充满同情的望着这些为民请命的变革者，或者是为他们悲壮结局摇头叹息。但多年之后，当我参阅史书之后，我才了解到现实是如此的讽刺，底下百姓对于戊戌六君子的被杀反应是——欢呼雀跃。

戊戍六君子

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原本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竟然被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所击败，最终耻辱的签订《马关条约》赔偿2亿白银给日本，消息传来之后，在北京应试的书生群情激愤，康有为更是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康有为、梁启超联名上书的活动得到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不过这次活动，最终被闻声而动的保守派官员阻挠没能呈到光绪帝面前。但是之后，随着德国抢占胶州湾事件的爆发，,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汇成山呼海啸之势,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不再被视为“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救时之方,康有为这一次的上书终于成功得到光绪帝的召见。

光绪皇帝

在康梁两人的游说之下，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光绪帝明白唯有变法才是强国之策，于是毅然决定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主持下，著名的“戊戍变法”正式启动。在100多天的变法活动时间中，光绪帝发出的诏令就有百余条，可见其内心之焦急，但也反应了变法之仓促。可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维持了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阻拦而宣告失败，之后康、梁两位发起者迅速逃亡，而支持变法的戊戍六君子则惨遭杀害，被斩首于闹市之中。

梁启超

百日维新为什么会失败呢？一方面是改革粗暴且得罪势力过多，我们看看变法里的一些措施。

1、先是文教改革，以“废八股，兴西学”为核心，这一做法得罪了士绅阶级，但同时也令不少寒窗苦读许久的书生辛苦全部作废，虽然中间设立了3年期限，但是这种缓和期太短了，自然令人难以接受。梁启超后来在批注相关史料时，也反思说：“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

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2、其次军事改革，裁撤旧军队，裁减绿营，举办民兵，削减军饷的举措又得罪了军方，同时一刀切老弱残兵的做法，也造成社会动荡，多出了许多流寇。

实行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可以说变法把当时社会最有权势的阶级都给得罪了，那自然很难推行。另一方面则是维新派并没有实力，如果他们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那改革自然顺畅，不敢有人阻拦。但没有实力的情况下，改革过于激进，又得罪了这么多人，那自然无法长久下去。

当戊戌六君子被斩首当天，谭嗣同临死前仍然慷慨陈词道“各国变法，无有不流血牺牲者，今中国之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辈始！”可惜，底下愚昧的民众并不懂他，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围堵的严严实实，他们倒不是想替这些变法牺牲者送最后一程，而是怀着好奇的心理，看一看刽子手究竟是如何一刀把人砍下来的，至于谭嗣同的慷慨发言，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乐子。

对于这种情况，1919年，鲁迅在《药》发表后说道：“《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在这场变法里，愚昧的群众或许从来就没去思考过，这几个豁上性命也要去变法的人，其实正是为了他们能够生活的更好，但他们反倒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狂妄书生，快砍了他们脑袋！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国家”；还有些等着人血馒头的老者则叫嚣：“快杀快杀，我还要取些血给我孙子治痨病！”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和少数接受到高等教育，接触过西学的进步人士相比，社会上更多的是被社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人民，他们不知道什么国际形势，工业革命，帝国主义，他们只顾得上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能否维持家里人一天的温饱，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变法改革？对他们而言，那是遥远而愚蠢的事情，还不如勤恳的替洋大人拉一趟马车，赚几个铜板有意义，至于洋大人为什么在中国地位如此之高，那是他们不会去想的事情。

在这个民化未开的年代，先驱者们往往就是谭嗣同这样的结局，有许多希望国家进步的青年遭到了扼杀，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却不被众人所理解，反倒沦为笑柄，甚至是被联手抹杀。对于身处黑暗时代的愚民而言，谭嗣同等人就如同一道谣言的光芒，或许谭嗣同的愿望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是这一束光太耀眼了，这一束光便成为了罪恶。

谭嗣同名言

另一方面，对于谭嗣同等人而言，他们所行之事，虽然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却居庙堂之高而不懂民情，在他们创办了《万国公报》、《知兴报》、《时务报》等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但却对底层人民不屑一顾，他们所争取的对象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毕竟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几个平民百姓识字，甚至是愿意花钱买报纸。不想破除百姓思想中的愚昧，又怎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