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何处？在美国的起源当中找到了解释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8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这个“天定命运”》。

马克思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西方“双重标准”造成的国际政治悲剧，折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性和掠夺性，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虚伪、自私和自以为是。

西方固有的思维是“要么你和我们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欧洲表现为对内推崇多样性，对外推广普世性的双重标准；在美国表现为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的分离。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对象则妖魔化之，并公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德的涵义。“中国威胁论”“妖魔中国论”，即源于此。

美国的双重标准：皈依-未皈依

“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其立国、西进运动时形成的“天定命运”，广义指美国人民命中注定是建立样板社会的“上帝的选民”，狭义指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扩张主义者宣扬的美国领土不断扩张是天命注定的思想。

后一含义最初指对得克萨斯州的兼并，但不久又用于美国与英国对俄勒冈州的争端，用于因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而产生的领土兼并意图。该名词首先由奥沙利文1845年7月在纽约《民主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同时还有美国进入霸权阶段后不断强化的“美国例外论”，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它们包括美国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它独特的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美国例外论》一书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上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

美国塑造自己的神话可追溯到17世纪初欧洲第一批清教移民来到北美荒原的那一刻。典型的是美国牧师约翰·温斯罗普的话：“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只给人们留下一个故事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在这种宗教“非黑即白”“替天行道”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外交政策上美国的“例外主义”不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因为它建立在四个不正确的论题上：一是美国政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优于其他政府；二是美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是不可缺少的；三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其他国家须配合美国政策；四是如果有任何国家拒绝配合，美国在道德上有权去经济制裁和武力干涉。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揭示，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并非任何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欧洲的双重标准：殖民-未殖民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指出，“如果人们以为揭开了蒙在欧洲真正本源属性上的面纱，那其实同时也会遮蔽相反的也属于欧洲的特性”，“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

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指出，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给欧洲带来无穷创造力的同时，也给其“双重标准”埋下伏笔。开放而不包容、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是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为欧洲“双重标准”的缘由。

开放而不包容，源于海洋文明二元论思维。一方面，海洋文明从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开放，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不断制造“异质文明”的假说，通过征服、扩张乃至殖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海上霸权，继承了欧洲海上文明扩张的衣钵，将海洋文明张扬的个性发挥到极致。

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源于海洋文明的岛屿基因。宙斯化身为公牛把欧罗巴掳走的传说，为该基因披上了神话的色彩。此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是对欧罗巴大陆说的，其余大陆都应被普世海水淹没。高于海平面的是“我的”文化，其由竞争形成，多元一体，并通过海洋传播至全球，让“他者”皈依而成为“普世价值”。海洋文明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而“普世价值”为文明扩张披上合法性外衣。

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源于海洋文明的宗教伦理。海洋文明对自然、对他者的控制欲，既带来了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也带来了对自然和其他文明的破坏。征服海洋，而非敬畏自然，一方面培养和激发了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

西方的治理观，本质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张扬，反映了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所谓发展政治或现代化政治的一种变体，是民主话语的意识形态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良好的治理就意味着发达民主制度的建立。按照其逻辑，世界不同区域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所谓“专制国家”，甚至是一些“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而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这是国际政治中西方“双重标准”的来源，造成了世界乱象丛生。殊不知，世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其他国家的无能，而在于某些大国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是。

如何界定“自己”与“他人”是催生“普世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理解“普世价值”的关键。“普世观念”发轫于基督教扩张时期。基督教本来是犹太人的宗教，基督耶稣也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传播初期，种族的界限成为它向外传播和扩张的一个重要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由上帝所遣，来以色列拯救迷失的羔羊。一些居住在犹太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皈依基督，是否接受非犹太人受洗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从而为非犹太人的皈依打开方便之门。正是由于这些“去犹太化”的努力，基督教得以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罗马帝国内部广泛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