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峥嵘：镇江英租界之租界、工部局、司法

说起租界，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租界是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国中之国”。它的出现，令国人倍感屈辱；与此同时，租界也为我们带来了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提供了一套近代都市发展的新模式。

壹

镇江英租界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1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派遣参赞巴夏礼、舰队司令贺伯等人乘坐军舰到新开的长江沿岸各口去查看形势，勘定租界界址。

1861年2月19日，他们首先抵达镇江。经他们催迫，京口副都统巴栋阿敕令镇江知府师荣光、丹徒知县田祚与英人“妥筹商办”有关事宜。

会商开始后，巴夏礼宣称，他已择定镇江城北甘露寺前、新城内外的一片平地作为英人“建署建栈”的地段。

师荣光因这一区域位置冲要，就以太平军在攻占镇江期间所建的新城已“奉谕旨存留”，“碍难擅动”，拒绝出租这一地区。巴夏礼只能转而要求在镇江西门外五里的银山上开辟租界。

由于巴夏礼等急于赶往汉口等地，而主办镇江通商事宜的署常镇道江清骥尚未抵达，2月23日师荣光遂代表江清骥与巴夏礼订立“永租地基”的批约。选定在银台山（云台山）建立领事馆（图1），山下为商栈基地。

图1

租地面积，山上三十亩，山下一百二十亩，共一百四十二亩。山下每亩租金一钱一分七厘五毫，漕米七升八合八勺；山上租金以十亩作一亩计算，他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取得了这块地盘的永租权。租地内有许多民房，洋人在清廷官府的庇护下强行拆除。

不久，巴夏礼借口原租地不够所用，又讹诈去20亩地。自此，租界区域西至小码头，北达江边，东抵公估巷(镇屏山下)，南到银山门街和观音洞一线，四边还特设置了租界的界碑。（图2）

图2

在租界内开筑了三条马路，交通要道口设置了栅栏，早晚关闭，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江边兴建码头、江边花园和俱乐部，这些地方也不准华人入内。

为了不受中国政府辖治，英方自行设置了工部局，僭取了租界行政大权。

英人自称租界是他们“专管的土地”，此后还不断越界筑路，立栈建埠，欺压百姓。自英人设租界之时起，镇江人民再无安宁之日。

贰

工部局按英文原意应译作“英国市政委员会”，但却被译成“工部局”。原来，各国租界划定初期，租界内的事宜一般都归开辟国驻当地领事馆管理。

在外国侨民达到一定数量后，该国政府便授权侨民组成市政机构，制定市政制度，对租界实行市政管理，遂使各国租界成为各自为政的“国中之国”。

各国租界市政机构的组织形式、立法体制和市政管理不尽相同，像英、德等国，由侨民中产生的选举人组成大会，选举工部局董事，由工部局具体负责日常行政事务。

上海的英租界是最早设立工部局的机构，起初只是一个办理工程建筑的机构，颇似清政府中执掌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事物的工部。工部局的取名就是仿照清政府“工部”的名称。

此后，随其权限扩大，工部局遂成为英租界中的行政管理机关。各地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大体以此为蓝本。

镇江英租界工部局设警务、火政、工务、卫生、教育、财务、华文等处，统辖租界内一切行政、司法、交通大权，负责租界区域内的税收、治安、建筑、消防及公共设施等，还自定各种规章制度，不受中国任何法律的约束。俨然一个小型政府，独立于中国统治权外的“国中之国”。

由于多数租界是中外居民杂处之地，人口急增，民情复杂，黑社会势力猖獗，一系列问题纷至沓来，因此维护地方治安和公共秩序，是租界管理的重要内容。

镇江英租界工部局首先建立了巡捕房，所以当时镇江人又常常把该建筑统称为巡捕房。租界的治安任务由租界的警察即巡捕来实施。

最初，租界当局大多从本国招雇退伍军人来充当，以后又从其他地方招收巡捕，如印捕、越捕、日捕、俄捕等，并雇用了一部分华捕。同时租界的警政机构中还设有便衣侦探，时人称为“包探”、“包打听”。

镇江英租界工部局曾雇佣西人、印度人或华人担任巡捕，这些巡捕手持短棍或枪支值岗，行人时遭殴打或捉入巡捕房拘留、罚款。界内的华人商店一律课以重税，有时还借故敲诈。

当时本地资本家开设了大照电灯公司，想要在租界内竖杆拉线，工部局借口该公司“所竖杆并未十分坚固，恐倒塌伤人或易遭大祸”为词，故意刁难不许。后该公司被迫聘请洋工程师管理工程，才允许电线通过。

1889年2月5日七濠口一姓康的小贩因不熟悉租界规章在租界内设摊做买卖，一名印度巡捕前去干涉，由于语言不通，他搬移稍慢，印捕即以警棍痛殴，并扬起穿了大头皮鞋的脚猛踢小贩要害，康当即痛极晕倒。印捕还骂他装死，揪住他的辫子，把他拖至华界。

围观的中国群众一再劝阻，印捕仍不住手，遂激起众怒。印捕见群情激愤，急忙躲进工部局。上万名群众围住工部局，要英人出来答话。

英人却紧闭大门，英领事还鸣枪示威。群众更加愤恨，先是捣毁工部局，后举火焚烧了英领事馆大楼及教堂，吓得英人逃上太古轮溜回上海。

这一“火烧洋楼”事件发生后，英人迫使中国官府赔偿全部损失，并规定永远不准中国商贩入界，也不准华商在界内开设茶馆、酒肆。

不过，为了缓和与中国居民的矛盾，他们从此调走印捕，改用华人充当巡捕，以免再触发类似的事件。

现如今位于市博物馆内的那座英领事馆主楼（图3），是清廷屈从于外国列强的压力赔款重建的，楼墙上嵌有“1890”的年代字样，令人回忆起那年镇江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历史。

图3

叁

由于租界法律制度与华界的差异，加上东西方列强在租界社会经济方面培育出的不同社会规范，华人与警察以及华洋之间的诉讼不断。

租界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立法权理应完全归属中国政府，但近代中国的租界立法权大体都操纵于外国政府、外交代表及外国侨民领袖之手，他们订立开辟租界的法令，独立制定了关于租界的“基本法”和其他行政等法规，故租界的立法制度近乎殖民地制度。

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租界内部设立领事法庭等各种司法机构，外国人犯罪完全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领事审处。

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印度巡捕殴打我小贩，肇事者竟逍遥法外，不仅做无罪处理，而且还被护送离镇。

再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23日，镇江公安局获悉江都绑匪搭乘英商“隆和号”客轮至镇，特派水警登船准备检查，停泊在江中的英舰却派其水兵前来阻挠，不仅将三名水警打成重伤，还强缴了他们的枪支和子弹。

图4

租界内还有一个法庭——会审公廨（图4），这是设于租界内的由中外官员共同办案的审判机关，1864年最先设立于上海的英、美、法租界。1868年在清政府与英法等国订立的《上海洋径诉设官会审章程》中得到确认。

根据这一章程，会审公序管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盗窃等案件。除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被告由其本国的领事单独审判外，其他凡是与外国人有联系的案件包括纯属中国人的案件，都由会审公廨审判。

会审公廨的中国官员在审判中不起作用，审判大权完全掌握在外国领事手中。镇江虽未发现建立会审公廨的史料，但出现类似案件时也采取类似的共同审理的办法。

例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人弥逊参与哥老会反清活动，购置了大批军火。事败，与此案相关的华人李丰、关熙民被清政府处以斩首示众，而洋人弥逊清政府却无权处理，他仅被英领事公衙监禁九个月后便回国了。

当然，会审公廨也有促使中国司法向现代演变的作用。外国人引入的西方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对清政府改革刑律、废除肉刑、限制刑讯及中国律师登上历史舞台等，都产生了影响。

文/张峥嵘

来源：镇江日报“镇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