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北碑书法的“趣”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清人尚态，今人尚什么？有的书法理论家概括为尚趣。我认为这种概括有合理成分，但也有偏颇之处。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也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复兴的几十年。在复兴之初始阶段，大部分书家承碑学遗绪，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崇尚情趣的时尚风气，对于这种醉心于童趣、稚拙之趣、自由散漫之趣的时风，有人名之曰“流行书风”；近十几年来，风水轮流转，由于各种原因，帖学之风重新兴起，好多人又一窝蜂地涌向所谓“新帖学”之时风，又酿成新的“流行书风”。近来的“流行书风”虽然也有“趣”的成分，但其主流已非“情趣”可以概括了，更多的是潇洒而取“巧”献“媚”然而无主见的书法家愈来愈多，真正懂艺术之“巧媚与情趣”的书家越来越少。

沈鹏先生在2009年《中国书法》发表的《碑趣》一文中指出:“写碑要得趣不容易。”“有以谢无量书法为‘孩儿体，仅接触到边缘的一角倘认定‘孩儿体’为起点抱住不放，可能走入僵化乃至末流。从事艺术讲究理、法、趣、当今真正得‘趣’的人太少”。作为北碑大家的孙伯翔先生，是当代书坛写碑而得真趣的少数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在森严的法度制约、法、趣下，能够出其不意地将诙谐性、稚拙性和情趣性的用笔和结字造型融入其中，写来从容不迫，大智若愚，增加了作品的节奏感、幽默感、轻松感和品读感，使本来容易僵化刻板的方笔造型，增添了几多灵动的情趣，读来既庄严博大，又会心亲切。

“形质由古取，性情应时生。”孙伯翔先生真正追求的是“法”的书写性与情趣性的统一，抓住北碑的雄强与南帖的随意而进行有意与无意的情趣发挥。因此孙伯翔笔下的情趣，不是简单的“孩儿体”所能涵盖。他的书法与在当今书坛的青年人中流行的未老先衰、哗众取宠、故作稚拙的“孩儿体”不可同日而语。

孙伯翔先生指出:“魏碑字体的平正是‘重法度而出于自在’，是平中生奇，稳中寓险的。”“一幅比较满意的作品，往往是有意的追求和随意的自我结合的产物。一是笔法技巧的驾驭，主观地追求自有我在，尽量做到我神的展示，尽量减少先人的痕迹。二是情感的抒发，达到形式与自我的合二为一，以物及我。是写大字楷书或行楷书应该要有意地挑起矛盾，第一个字做个未知数，依次延伸开来，当纵者纵，当者敛，或依形顺势，或自然反诘，使笔笔之间，字字之间，全幅之内、静中寓动，再使它动中寓静，达到不盾统一和谐的效果。”有意地挑起盾再平和矛盾，是楷书和行楷书静中寓动动中寓静动静自然生趣的关捩所在，也是孙先生在以北碑方笔为主的书法创作中能够得大趣、得大自在的创新法宝。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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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创作时的心态

学书法，莫求名利，学书法的目的千万不要想着有一天成为大书法家，这样你反而会为其所累一无所获。作为书法人，我们一定要摆正位置，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宝，千百年来传承至今，在我们手里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不要墨守成规。要继承也要变化，因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正所谓：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要做到专家点头，群众鼓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虚怀若谷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关于怎么写好书法

书法要先从横平竖直开始，艺术性是后话，先从临摹仿照古人开始，学古出古，一提一顿皆有道理，要把每一笔每一画，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活的，就像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其实是大自然写的“一横”，长白山百年苍松是大自然的“一竖”。

关于“继承”和“创新”

学书法要走好自己的路，还要继承和创新并行。只继承，圈在里面出不来；只创新，就会是无源之水。就拿我自己的学书道路来说，我过去是写唐楷的，后来写魏碑，现在我又把帖的东西也吸收了一些。此次书画展我写兰亭序、圣教序，就是有意尝试碑帖契合。

我有一副对联:“品酒醇醅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现在我更趋向于写得和谐、清凉，最后追求的是清凉之境。所谓清凉之境,就是想让人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这是我的目标。

关于“帖学”和“碑学”的看法

人人都有偏爱，偏爱乃为自然，偏见则是极大错误，误人误己，书法人应该有包容宽广之情怀。我学魏碑，爱其将军之体，健将之躯，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切忌狂怪。一生长旅，转益多师，既喜碑又喜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我一生理想。对任何一种碑帖，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追至底，自会成家，也自然有变。

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