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欺上瞒下：颠覆大唐盛世最重的危机

唐玄宗李隆基，是古代历史中的 “明星”皇帝。他早年励精图治，将唐王朝推向繁荣的最高峰，晚年治国无方，导致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进了万丈深渊。后世的诗词、戏曲里，都有他的重头戏，以至于他名扬天下。

唐玄宗本是个精明凶狠之人。武则天集团溃败之后，中宗李显复辟，皇后韦氏把持朝政，铲除异己，无人挟制。临淄王李隆基与其姑姑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联手铲除了韦氏一党，扶其父李旦上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争权，李旦不能控制，遂传位给李隆基，即唐玄宗。李隆基随即策划发兵，诛灭太平公主一党，最终结束了中宗“神龙革命”复辟以来多年的混乱局面。

开元年间，唐玄宗任贤用能，整顿吏治，国力很快复苏，人口增多，人称“开元盛世”。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安禄山起兵造反，唐王朝军队一败再败，长安也很快陷落。待多年以后，唐军平叛成功，王朝已经支离破碎，藩镇割据，再不复“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俱丰实”的景象。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治理的水平和环境，可以直接影响国势和民生，但是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朝臣还是皇帝选出的朝臣，怎么就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怎么就出现了“成也玄宗，败也玄宗”？

根据唐玄宗后期的史料来看：玄宗被蒙蔽了。

国家承平日久，皇帝自然要懈怠，要享乐。玄宗不再事必躬亲，不再一心经营朝政，也不再具备当初内斗夺权时的敏感和果断，朝政大权基本交给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然后，李林甫、杨国忠成功演绎了一出中国古代王朝史上不厌其烦前仆后继的败国大戏，但是李林甫、杨国忠并不是主要责任者。

天宝十年，杨国忠推荐任命自己的党羽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使，因鲜于仲通欺辱南诏王，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杨国忠欺瞒唐玄宗，将责任推卸给南诏国，并命令鲜于仲通，统帅六万唐军进攻南诏国，结果唐军全军覆没，南诏国背离大唐，归附吐蕃。但是玄宗接到的前线战报是：大获全胜。

紧接着，杨国忠动员玄宗发动第二次对南诏国的战争以“巩固战果”，这当然是杨国忠为了掩盖第一次失利而布置的第二次“弥补”。在国内威逼利诱，用尽手段，前后征集了数十万军士前往云南一带，结果仍是损兵折将，二十万将士死于非命。杨国忠递到玄宗手里的战报还是：大获全胜。

天宝十二年，关中地区发生水灾，导致饥荒。玄宗忧心庄稼长势，杨国忠派人拔了地里长得好的庄稼给玄宗看，并说今年雨水虽多，并未殃及庄稼，玄宗便放下心来。后有扶风太守房琯向玄宗奏报灾情，遭到杨国忠的恐吓审问，房琯此后再不敢说实话。

等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从范阳南下，仅用三十四天就攻取东都洛阳。两地相距一千五百里，光行军就需要半个月，可见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州县望风而降。唐玄宗十分吃惊，匆忙应对，但是为时已晚，唐军一路溃退。安禄山造反之前，消息已经天下皆知，但是玄宗却还被蒙在鼓里。

其实安禄山在多年前已经开始筹划，将大批的金银钱财送往长安，贿赂朝廷官员和内府的人，导致皇帝身边的人还有宰相大臣都纷纷夸赞安禄山的忠诚；安禄山还派人长期驻守长安，监视朝廷的一举一动；“口蜜腹剑”宰相李林甫，为了防止汉族朝臣在边关立功，然后入朝拜相影响他的地位，就劝说玄宗，汉族文人怯懦，不适宜在边关为将，应多用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勇猛善战且不会结党营私。以上种种持续多年，以至于后来杨国忠因为与安禄山争宠，又发现安禄山要造反，报告给玄宗，玄宗根本不相信，只是认为杨和安只是互相争宠的个人恩怨。杨国忠说了一辈子的谎话欺骗玄宗，最后说真话，玄宗反而不相信了。

杨国忠欺瞒玄宗，是为了隐藏自己挑衅南诏国反被打的过失和作为宰相执政的不足，总是告诉玄宗天下太平；李林甫欺瞒玄宗，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其他有才干的官员对自己可能的威胁，总是告诉玄宗别人不行；安禄山欺瞒玄宗，是为了给自己造反做准备，尽可能拖延时间，让李唐人心尽失、自己发展壮大，总是告诉玄宗自己忠诚。在古代官僚体系中，对上级乃至皇帝的欺瞒，要么是为自己谋取利益，要么是维持自己的利益，要么是防止损失利益。

唐玄宗被无数人欺瞒，欺瞒的人都得到了各自的好处，但是李唐政权遭了殃，天下百姓受了苦。李唐政权是李家私有的天下，李隆基不上心，遭殃是他作茧自缚，但是百姓遭受苦难，却是天降灾祸，倍感冤屈。杨国忠有灾荒不救济，庄稼不保伪造假象，百姓没粮食；李林甫排斥才干良臣，任用庸人，百姓没良政；安禄山蓄意谋反，祸乱天下，百姓没太平。谎言的背后，都是百姓为此埋单，并因此遭难。

为什么朝廷官员诸如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的谎言能够畅通无阻？最主要的原因无非两个：官员不愿意让皇帝听真话，或者皇帝不愿意听真话。这两个原因，玄宗朝晚期兼而有之。首先，既然压制住底层声音，能保护自己的利益，玄宗又不会寻根问底，官员自然会一级骗一级。其次，玄宗老了，不是当年联合太平公主诛灭韦氏一党又反手灭掉太平公主的时候了，他沉迷于声色犬马、霓裳羽衣，不愿意再耗费精力去关注繁杂国事。

细究起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皇帝一旦寻求安逸，朝廷官员就会欺骗皇帝；朝廷一旦腐朽，州府官员就会欺骗朝廷；州府一旦腐败，县官就会欺骗州府。等到整个官僚体系，从县官到宰相都在往上欺骗，说明风气已经不可逆转，天下百姓怨气淤积，政权覆灭也就为期不远了。

王朝初期的时候，皇帝会时常对县政等低级政事进行干涉。比如明初，朱元璋除了呕心沥血处理朝政，还要亲自处置征战北元边事，还要监督管理县级官员的贪污受贿，将许多县令剥皮食草。而到王朝末期的时候，皇帝每天与朝廷大臣互相猜忌斗法，早就不去管基层官员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基层官员贪污受贿这类的“小事”。还以明朝为例，到崇祯朝，皇帝每天与诸臣在信任、失望、杀掉之间徘徊，早就不会去操心地方事务了。这就会造成一种结果，王朝末期，最基层的矛盾无法得到最高层的关注，而中间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无法上下协作，更无法监督，只是变成了最高层与最基层的传声筒，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基层谎报政事，往上逐级装聋作哑，最后糊弄至最高层，这是最常见的亡国之象。

王朝末年，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其实基层组织已经没有了应对能力，因为一方面基层组织长期缺乏约束规范，已经形同虚设，没有能力进行基层治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救济措施或者物资，在逐级下发的过程中，因中间环节的腐败而层层克扣，已经所剩无几，杯水车薪。所以，民间的矛盾和怨气，遇到饥荒、灾害、疫情会达到高峰，并且不会得到疏散和化解。而基层官员不可能将真实情况上报，因为如实上报会让他丢官罢爵。相反，如果报喜不报忧，会使他加官进爵。两相对比，不言自明。基层官员疏散不了民间怨气，又不敢如实上报，夹在中间，对下恐吓糊弄，对上谄媚欺骗，左顾右盼，进退维谷，最后只能选择造假。

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越是王朝到了最该革除积弊，了解民情的时候，往往基层官员越是会左挡右遮，不报实情。越是基层不报实情，朝廷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弊政就会越来越深。不知道是因为不报实情导致积弊，还是因为积弊导致不报实情。

与杨国忠永远“天下太平”相比，北宋的童贯则是“永远胜利”。童贯是北宋朝廷枢密使，掌握军权。在主持西北对夏作战中，他给朝廷的战报一直都胜利，永远是捷报，实际上，在宋崇宁四年到宣和九年，十余年间，宋国丢城失地，损兵折将，十余万军队有去无回，宋徽宗竟然一无所知，反而对童贯提拔重用；在联金灭辽战争中，童贯十五万大军被辽国残将击溃，一路丢盔弃甲南逃，但是宋朝廷收到的还是捷报。为了继续掩盖战败事实，童贯私下答应金军以幽州人口财物作为交换条件，换取金军助攻幽州，最后，宋军得到被金军劫掠一空的幽州城，仍然捷报送至京师，表彰自己完成太祖太宗的遗愿，却最终给北宋埋下了灭国之祸。

与之相当的还有，清朝慈禧太后，她冲冠一怒，向十一国宣战，攻打洋人的大使馆，引来了八国联军的进攻。下面的将领匆忙应战，已经自知不敌，就把功夫用在了战报上。联军攻破了大沽炮台登了岸，清军几乎全军覆没，清军转头却把一封封大获全胜的捷报递到慈禧手上。慈禧乾纲独断，本来就招致了光绪皇帝在内的众多高层的反对，收到这样的“捷报”，当然喜不自胜，这时候，谁又敢戳破呢？等到清军捷报一步步飞进北京的紫禁城，八国联军的炮火也打进了东华门，慈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逃窜。

官员掩盖矛盾和真相，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和无能。在一系列的瞒报谎报事件中，官员自己当然有责任，而最大的责任者，当然是专制独裁而又无所作为的君王。

基层官员如实上报天灾人祸产生的民怨，如果可以得到更高层级官员乃至皇帝的帮助或者支持，从而解决问题，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就是皇帝的安逸和粗暴，不愿像朱元璋、雍正皇帝那样勤政作为，而是一味往下推托，下面解决不了，就罢官换人。朝廷到地方的上下级官员，更多思考的是官位和财富，天下又不是他们家的，他们才不会多操心。皇帝如果催的急，官员尚且还会应付，如果皇帝带头推托，那么官员们会自觉当好二传手，层层下推，到了最基层找到一个替罪羊、背锅侠。事情办好了，是上级指挥得当，事情办砸了，是基层官员违背圣意，自然要问罪问责。这就导致，最基层官员，索性不再上报矛盾实情，也就免于问罪问责。该上报的没上报，该解决的没解决。民间的怨气和矛盾自然会越来越大，像滚雪球一样，直到民怨沸腾，再也掩盖不住，像八国联军的炮火打进北京城门那样，亡国不远。但是有一点：至少，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前，官员还是官员，将军还是将军，都还是人上人。毕竟，像八国联军这样凶悍的敌人少之又少，民间几百次的起义，成功的又有几次？

《水浒传》的楔子中，洪太尉硬闯上清宫伏魔殿，误走了一百零八个妖魔。到了正文第一回，不写水浒英雄，而是先写发迹。金圣叹曾批注曰：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则是乱自上作也。

实际上，王朝更替，乍看去，都是民间作乱，然后再攻城略地，最后覆灭朝廷。但是细想去，民间之乱都是源于民间之怨，民间之怨皆是基层淤积，无法排解，最后才形成燎原之势。而民间之怨哪次不是源于朝廷之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员队伍的腐败、粗暴、懒政，都是源于上层的安逸、骄矜、宽纵。而这时的朝堂即使突然要求严苛，也不过是为了躲避民怨而对基层官员露出的短暂凶光。这时候，基层官员只要拼出最后一口气，堵住老百姓的嘴，绊住老百姓的腿，维持表面的“祥和”，就能再次换回上级的慈祥和赞许，因为上级不想在处理正经事上多浪费一刻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