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剧变》谈今日之美国

曾以《枪炮、病菌与钢铁》被大众熟知的[美]贾雷德·戴蒙德，今年四月份在我国又发了一本新书——《剧变 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曾楚媛译 中信出版社）。

作者选取了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美国7个国家作为样本，分析了在内、外冲突所引发的突发、渐进式危机中，个人和国家如何寻得自救及复兴。

作者认为，“危机”意味着一个紧要关头、转折点，更是一次挑战、机会。当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面临危机时，进行有选择性的改变，让新旧实现“马赛克式共存”，或许是有效的应对方式。

他列举了影响国际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愿意承担责任、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认同、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国家核心价值观、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一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人口3.3亿，2019年GDP实现了21.48万亿美元。二战后美国更是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当今众多高科技领域，美国也保持了一骑绝尘的领跑态势。

“人口总数排名全球前20的国家中，16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的人均产出较低，仅为美国人均产出的3%~40%。剩余3个人口总数排在全球前20的富裕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和法国，但它们的人口总数仅为美国的21%~39%。”

军事上，世界现役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美国拥有10艘。

美国的财富来自何处？作者从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阐述了美国崛起的肇始。

地理上看，美国大部分处于温带、亚热带，气候宜人、降雨适中，加之大陆楔形构造与北部冰川共同作用，造就了肥沃的土壤、易于种植。现今，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

美国国土面积约937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沿海及内河航道星罗密布。三面环海的地形，不仅可作为路上威胁的天然屏障，也使得海陆运输成本极其低廉（公路、铁路成本1/30~1/10），为其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近一个世纪里，其他所有的主要国家要么被入侵过（日本、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要么被占领过（日本、意大利、韩国、德国），要么曾面临被入侵的威胁（英国）。”

美国自1776年独立，未受大规模战争侵扰。

除去地理优势，美国建国后保持了两百多年从未间断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的潜在优势包括，分权制衡、以民意为基础、建立在辩论基础之上、以妥协作为运动必要手段（减少暴政）；美国的联邦体系，则利于找出最优解（集思广益、互为竞争）。

种种先天与后天基因，让美国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高流动性的国家。“美国梦”，已成为阐释美国理想的专有名词；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微软等新企业的崛起，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此外，美国长期对教育、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研发领域的投入，让其在每一个主要科学领域的成就都远高于其他国家。

还有移民的作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原始移民大多“年轻、结实、勇敢、敢于冒险、勤勤恳恳、有雄心壮志、具备创新能力”，这与成功者所需品质不谋而合。

所有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超级大国——美国。

尽管享有巨大优势，作者却认为美国目前仍面临可能将优势挥霍殆尽的危机。

最严峻的挑战，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

相对专制政体，民主政治的优势之一是政治妥协，它可以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也可以防止少数派心灰意冷造成的政府瘫痪。

但目前美国竞选成本的攀升、筹款压力的激增、不公正选区的划分等，让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

政党相互之间不愿意妥协，使用程序性阻扰议事、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社交媒体定制输出信息等方式，让决策难以达成、推进和执行。

政治层面又触发了其他领域的极化、偏狭和暴力趋势。

作者引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

他提出，美国人越来越少的参与线下群体活动，倾向于用非面对面交流（互联网、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短信）代替直接沟通，导致美国社会资本正在衰落，无法抵抗现代科技带来的去人格化力量。这或许是极化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除此，美国还面临三个重大问题：

美国的选举。选民登记与投票均存在障碍，贫困群体往往无法公平公正地进行投票，这间接使得美国民主优势殆尽。

不平等与政治僵化。美国1%富裕人口收入占比国民总收入近一半，为世界之最。经济上的不平等，让曾经的“美国梦”不再美丽，社会流动性日趋下降。政府由富人把持，让恶性循环更为加剧，也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美国从前建立在受过教育的高水平劳动力和高科技水平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对教育的投资不断减少，美国人接受教育的质量差异巨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税率偏低（富人不愿纳税），政府对监狱、军队、医疗开支过大所致。

美国将拥有什么样的前景？

作者认为，这取决于美国人自己的选择。“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二

书中，贾雷德·戴蒙德还以芬兰/日本（外部冲击引发突发式危机）、智利/印度尼西亚（内部冲击引发突发式危机）、德国/澳大利亚（非突发性的渐进式危机）6个国家为例，结合开头提到的12个危机应对框架，进行了分析。

芬兰东临俄罗斯、西毗瑞典、北接挪威，一战前尚未独立。二战开始时，其仍以农业、林业为主，十分贫穷。

1939年、1944年，爆发了两次苏芬战争。芬兰成为唯一拒绝苏联领土要求的国家，用10万人的牺牲（当时总人口370万），避免了国家整体沦陷的命运，大大延缓了苏联胜利的步伐，

当时，被寄予希望的瑞典、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均未对其施与援手。

战后，芬兰与苏联保持了密切对话。一方面，满足苏联要求起诉战犯；另一方面，暗中保护自己的领导人，刑满释放后重新任其高官。

苏联巨额的赔款要求，倒逼芬兰进行经济变革；为偿还巨款，芬兰开始发展造船、出口加工等重工业。

1945~1948年，被芬兰人称为“危险的年代。”刚刚经历过一场不可能胜利的全民战争，数十万人死、数十万人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

但芬兰以预防性外交政策——“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从“危”中寻得了一丝生机。

芬兰不仅成功维护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让苏联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保持了对自己的信任。最终，结合对教育、研发的高投入等举措，芬兰一跃从农业国转型为现代化工业国。

今天，芬兰的科技与工业举世闻名，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日本在1853年以前的两百多年，仍是一个由幕府、大名把持的闭关锁国国家。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扣关，这个孤悬海内的岛国才终于与近代世界有了联系。

1954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协议，开放两个港口作为美国船只庇护港，英国、俄国和荷兰也纷纷仿效与其签订了类似合约。随后，新的“不平等条约”继续加码，德川幕府内忧外患。

1853年~1868年，萨摩藩、长州藩开始了倒幕攘夷的一系列准备：购买西方战舰及枪支，储备力量；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知识，翻译外国书籍，向欧洲、美国输送留学生。

1868年，明治维新拉开序幕。日本参考了好几种西方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经验，在建立国家军队、教育体系、废除封建制度、出台法律、海外扩张等各个层面进行了选择性变革。

自此，日本从受辱国开始发生转变，甚至成为了二战中军事侵略的实施者。

这种前后差异，作者应用了其危机框架中——诚实的自我评估一栏进行分析。19世纪，日本直面了西方强大的事实，选择师夷而后攘外，最终逐步强大由危转机；20世纪，错误认知亦让日本承受了巨大代价。

今天，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女性地位低、不断下降的人口数量、沉重的政府债务、资源依赖进口、逃避二战历史等一系列问题。

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突发式危机，均由内部冲突引发。

1973年，在智利的左翼、中立派和右翼长期的政治僵局后，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统治，随后独掌大权近17年。

独裁期间，他施行了残暴的政策，迫害了大量异己人士，并执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直到1988年的自由选举，在美国干涉下，皮诺切特下台。

作者在书中写道：“尽管智利拥有强大的民主政治传统，但政治极化和政治妥协的崩溃积土成山，最终导致智利暴力横行，独裁政府掌权，没有几个智利人能预见到这样的结果。”

印度尼西亚，是直到1945年才获得独立的年轻国家，国内拥有超过700种不同语言。1965年，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垄断军队权力的陆军、印尼PKI，三方势力博弈达到高潮。

陆军部队发动政变，但政变很快被镇压。

以此为由，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托为首，发动了50~200万人（受害者数量至今难以确定）的大屠杀。

1967年，苏哈托成为印尼代总统，一年后成为正式总统，并主政30多年。印尼也逐渐沦为一个集权国家，国内贪污腐败横行。

但好在印尼没有分崩离析，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国家认同。作者以亲身经历写道，今日之印尼已与往日大不相同。

1945年，二战落幕，德国投降。700万德国人丧生，城市几乎沦为废墟。德国领土被苏联、美国、法国、英国4个同盟国分区占领。

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分区而治。此时德国真可谓内忧外困，面临着经济复苏、纳粹遗留、民族统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但德国把握了美苏冷战的历史机遇，巧妙利用美国“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援助，在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

另外，德国人在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成就，建立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最终，德国在危机中求得变革，一跃成为今天的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

作者专门提到德国对战争的反思。不同于日本的自我怜悯与受害者心态，德国正视、承认、反思了自己的纳粹历史。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的一跪，标志着德国人对自己作出了审判，并真正与昔日对手进行了和解。

1871年完成德国统一的俾斯麦，曾这样比喻成功的德国政治家的外交政策：

“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看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上帝大步流星走过哪些地方，又要去往何处。然后，把握时机，抓紧他的衣摆，紧跟他的步伐，这趟旅程能走得越远越好。”

一直以来，困扰澳大利亚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谁？”

1788年，英国舰队首次抵达澳大利亚，将其作为犯人流放地的选址；1836年，欧洲移民接踵而至；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中的部分华人涌了过来；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岛民移民（自愿招募、劳工绑架）加入了澳大利亚的阵营。

直到1901年，6块不同的殖民地才统一成了一个澳大利亚。

二战前，作为英属殖民地，澳大利亚基本保持了以英裔白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他们的身份认同紧紧围绕着“英国的子民”进行，在一战中甚至加入了那些与本国利益无关保卫英国的战争。

二战中，英国驻新加坡大型海军基地向日军投降，随后日军对澳大利亚发动了60多次空袭。

这让澳大利亚意识到，英国没有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而其自身最大的威胁来自亚洲地区。战后，澳英关系逐渐淡化，“白澳政策”开始瓦解。

澳大利亚随后的移民计划，不止接收英国、爱尔兰移民，还鼓励美国驻军、德意战俘留下，以及大量接收北欧、南欧移民流入；

此外，随着“白澳政策”的削弱，亚洲移民逐渐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与日本、美国等非英国家贸易量激增。

澳大利亚在55年间，完成了自身国家认同的重塑，作者将其描述为一场渐进式危机。此章末尾作者写到，澳大利亚变革还在继续，体制、亚裔地位的变化等都将是值得关注的部分。

全书的终篇，作者用危机框架分析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的一系列议题：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等重大问题。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如何在国家双边及多边协定、区域性协定、全球协定上达成共识，保护爱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让其免遭疾病、资源匮乏的侵害，尤为重要。

在此，推荐大家阅读作者另一本《枪炮、病菌与钢铁》，该书从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文字、语言、种族、政治单位等方方面面，以博闻强识的视角详细考证了地理和生态条件是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传播。

其中，疾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些问题，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精妙绝伦的回答。

贾雷德·戴蒙德在书中写道：“每一条冰川，每一团星云，每一次飓风，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生物物种，甚至每一个个人和某个有性生殖物种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受到那么多的变数的影响，而且是由那么多的可变部分构成。”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世界，因而也就无法在时代中独善其身。这大概是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处境，仍应像作者一样保持思考、心怀敬畏、放眼世界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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