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刑鼎：有法可依 | 左传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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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人铸刑书

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执政大夫子产主持制定刑律，并以之为铭文铸了一座鼎。在此之前，国之刑律向来是刻之于简、藏之于府、掌之于官，民众无得与闻。子产以铸之于鼎的方式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实属前无古人的非常之举。

消息传开，同为当时著名政治家的晋国大夫叔向派人送了一封书信给子产，信是这么写的：

“我一直对您寄以厚望，现在看来则荡然无存了。当年先王通过衡量事情轻重来断定罪行，而不是依靠所谓刑律，是因为担心民众起争讼之心。尽管如此，民众好争好讼仍然无法禁绝。所以再限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立官品上下等级和俸禄厚薄制度以勉励那些顺从教诲之人；从严断罪以威慑行为放纵之人。这样之后仍然担心达不到效果，因此再教之以忠，奖励善行，使民和悦，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如此，还须要求官员贤明、里长忠信、教师慈惠。做到上述这些，民众才会听从领导而不生乱。民众一旦知道有法可依，就不再忌讳上级。人有相争，则诉求于刑律，以侥幸获得成功，事情遂不复可控。”

“夏有乱政，因此作禹刑；商有乱政，因此作汤刑；周有乱政，因此作九刑；三代之兴刑律，皆因乱世。”

“先生辅佐郑国，开征田赋而召来谤政，制定刑律而铸之于鼎，欲籍此以安定民众，不亦难乎？《诗经》上说：‘效法文王，四方安定。’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服。’如果做到这样，又何必依靠什么刑律呢？民众知道了刑律，就会放弃礼而凡事以刑法为据，对刑法的每字每句都要争个清楚明白。案件将因此滋生，贿赂将因此并行。郑国将在您执政的时期走向衰败吧？因为我听说‘国之将亡，必多立法。’大概指的就是您和郑国目前的状况与所作所为吧！”

叔向和子产素来惺惺相惜，叔向诒书纯粹出于政见不同。也因此，子产心知难以一一详述，于是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回复，他说：

“既然您如此认为，我也没什么话好说。在下不才，难以虑及子孙，仅以此勉力救当世而已。虽不能承命，亦不忘大惠！”

2、晋铸刑鼎

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顷公十三年），郑国子产铸刑书二十三年之后，晋国的赵鞅、荀寅二大夫在汝滨（晋取陆浑戎之地）筑城，向当地征收了一鼓铁。鼓为重量单位（同时也是体积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四石为一鼓，一鼓铁即四百八十斤。二人用这些铁铸了一只鼎，以三十多年前晋国执政正卿范宣子制定的刑法为铭文。晋国步郑国之后，也开始尝试依法来治理国家。

晋铸刑鼎，孔夫子大发感慨说：“晋国这是要完蛋了呀！失去了根本的法度。晋国应当谨守唐叔（即唐叔虞，晋国首封君）定下的法度，以此管理人民，卿大夫按照各自的等级位次来遵守和维护，这样人民才能尊重贵族，贵族才能保守家业。贵、践有别，不相混淆，这就是所谓法度。晋文公因此设置掌管官职位次的官，在被庐修订完善唐叔定下的法律，以此来履行诸侯盟主的职责。现在放弃法度，去铸什么刑鼎，民众今后只盯着鼎上的条文，还拿什么来尊敬贵族？贵族又还有什么家业可守？贵践无序，又如何治理国家？何况范宣子之法，是当年在夷地军演检阅部队时所修，当时一次军演而三易中军之帅，有人因之而作乱。范宣子所修之法，可谓乱法，又有什么可值得遵守的？”

孔夫子早年一直致力于跻身贵族，几经努力而不获，最后只得去做培养贵族的事。孔说的核心在“礼”和“仁”，而礼的核心是秩序，也就君臣父子、长幼尊卑，讲究贵践有序。诚然如他所认知的，民众一旦知法懂法，势必眼中将有法而无君、尊法而不尊贵，贵族在平民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随之迅速下降，这些都不是孔子所愿见到的。（我成为不了贵族，但我可以定义贵族）

3、法治先驱

子产不但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思想家，他执政郑国二十余年，处理事务不落前人窠臼，行事坦荡而见解深刻。子产向公众颁布成文法在当时无疑是一项重大创举，对限制贵族特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晋国作为诸侯盟主，虽然国力强大，但其国内政治权力长期掌握在贵族群体手中，政出多门。晋国当时的正卿是魏献子，而主持铸刑鼎的赵鞅（赵氏孤儿赵武之孙）和荀寅也是晋国贵族势力代表人物。晋铸刑鼎对打破政出多门的政治格局、巩固晋国霸业、推动社会进步同样具备非常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郑、晋铸刑鼎，实开我国法制建设风气之先，为后世李悝、商鞅实施变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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