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故宫还小的梵蒂冈国，靠什么“统治”近13亿人？

前几天，台湾省的民进党突然宣称说：台湾即将和非洲“国家”索马里兰互设“官方代表处”，“两国”互派常驻代表。

菜菜子就任台湾省长以来，所谓的“邦交国”是一丢再丢，再断下去，台所谓的“外交部”都快成“断交部”了。

所以这事一出，一众台媒欢呼雀跃，纷纷庆祝，说这是：“台湾的重大外交胜利”。

乍一看，着实让人惊了一下，那个海盗层出不穷的地方和台湾省“建交”了？

揉揉眼再一看：哦，不对，不是索马里，是索马里兰呀。

这索马里兰根本就不是个国家，是1992年索马里内乱后，趁机“宣布独立”的非法割据政权。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索马里兰独立，邦交国为0。

结果台湾省跑去和这种政权结交？？？

当然， 台湾省此举自然遭到了索马里政府的严厉谴责，索马里外交部专门发表声明：我们强烈谴责台湾当局严重破坏索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

说完他们还补充了一下，索马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索马里兰经济崩溃，街头贩卖成堆的当地印刷“伪币”）

菜菜子这么做，已经是饥不择食状态了，因为台湾省仅存的这15个“友邦”，都处在断交边缘，而且大多数都是太平洋和中美洲的迷你小国，毫无国际影响力。

仅存的的“邦交国”里矮子里拔将军，最有分量的国家只有欧洲的梵蒂冈。

梵蒂冈虽然蜗居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一角，面积只有故宫的三分之二，和天安门广场一样大，人口不到1000。

但是，这里是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驻地，同样也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教皇（又译教宗）的居所。

所以梵蒂冈的国际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有近13亿天主教徒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梵蒂冈也是世上唯一一个全境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里面的圣彼得大教堂还保存着不少顶级文物。

（梵蒂冈朝圣人群）

梵蒂冈和台湾省的邦交关系是很特殊的，它是唯一一个不是因为钱和台湾省保持“邦交”的国家，而且和大陆在意识形态上有极难调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根源，其实是宗教教会和政治权力的博弈。

（台湾省驻梵蒂冈的所谓“大使馆”）

现在的梵蒂冈国，其实成立时间还不到百年，它的前身有一个狂拽酷炫的名字——教皇国。

教皇国的起源，要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了。

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快死的前几年里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罢黜百教，独尊基督，把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国教。

第二是把罗马帝国交给了自己两个儿子继承，一人管理一半。

基督教的教会就设立在原西罗首都罗马。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罗马是一个公司，那皇帝和教会就都是公司的董事，不过皇帝是实际上管事的，有兵权，教会没有实权，但说话好听，在公司说话贼好使，辅助统治，一呼百应。

（东西罗马）

西罗马成立不足百年（公元476年，中国南北朝），就被日耳曼蛮族给灭了（精罗落泪）。

管着教会的政治力量没了，董事就有自己单干的想法了。

一开始，教会也向东罗马皇帝臣服（又名拜占庭帝国），但后来就开始自立，利用教会的影响力与资源，在意大利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

后来东罗马也走下坡路了，到了716年，当时的东罗皇帝狄奥多西三世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最终被小亚细亚地区的督军立奥篡位，自称立奥三世，建立伊苏里亚王朝，但国号不变，有点像咱们战国时期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替代。

这个立奥三世很反感教会，他认为教会占用了太多土地和财富、女人，还享有免税、徭役的特权，资源吃得太多，而他要拿资源给新兴的军事贵族，两者之间就有矛盾。

于是，立奥三世就在全国搞反对圣象崇拜，和教会撕破脸。

这事儿发展到这里，罗马两大董事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就看双方各自怎么站队了。

东罗的开明僧侣、新兴贵族和反对教会压迫的下层民众与商人纷纷响应立奥三世。

但保守贵族和僧侣就不支持，时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也很愤怒，于是宣布开除立奥三世教籍。

罗马教廷和东罗马皇帝彻底反目。

东罗马帝国在经历一番猛烈扩张后，开始进入衰败。

等到了751年，东罗马在意大利的土地都被伦巴底人占了，罗马城地区已经变成独立的罗马公国，罗马教廷作为董事，觉得不需要跟东罗马皇帝这个菜鸡混了，独立出来做新公司。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最大版图时期

这时候，罗马教廷最兴盛的势头已经过去，但就像失去了公司大半股权的创始人，股权虽然没有了，名气还摆在那里，公司员工都认他。

教皇给哪个皇帝加冕，就好像创始人跟员工说：哪个哪个新来的董事我看不错一样，能帮那些欧洲封建皇帝少不少事，给他们的政权添加合法性。

正好，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篡夺了皇位，为了政权合法性，他就跑去找教皇。

教皇司提反二世给丕平进行了加冕仪式，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法兰克国王。

丕平大喜过望，作为交换，他不仅出兵保障了教皇的安全，还将包括拜占庭帝国的拉文那总督区，也就是罗马城及其周边的地方交给司提反二世及其继任者进行统治，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丕平献土”。

这本质上是双方的一种交易。

在罗马教廷还存在影响力的情况下，教廷拿自己的影响力卖给皇帝背书，皇帝就支付子公司和股权给教廷使用。

至此，罗马教廷另类创业成功，成功上市，成立了政教合一的君主国家——教皇国。

此后，教皇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全欧洲的宗教中心。这就越使得各地的封建领主国王拿着子公司和股权来找教皇交易。

到18世纪时，教皇国的领土达到了巅峰，遍布西欧各地，约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瑞士的面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慢慢崛起了。

突如其来的法国大革命突然终结了罗马教廷的好日子，法国人先是在1791年将教皇国在法国的领地全部吞并，到了1796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大举入侵意大利，短短两年时间，罗马城沦陷，教皇国被一锅端了，教皇庇护六世被擒，流放到法国养老。

不过，到了1800年，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后，拿破仑又恢复了教皇国，因为他也想要当皇帝，还是得找教皇。

不过，这时候的教皇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尊贵了，拿破仑连公司期权都不想给教皇，但还要教皇提供同样的背书服务。

当拿破仑1804年底决定称帝后，他命令教皇亲自到法国巴黎圣母院给他加冕，而不是自己去罗马接受加冕。

加冕仪式进行到一半后，拿破仑不仅拒绝在教皇面前下跪，还不等教皇动手，直接一把夺过皇冠自己戴上，然后再给自己的皇后戴上皇冠，直接把教皇晾一边。

（拿破仑加冕）

4年后，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并将其名下土地全部占领。

一直到拿破仑战败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再度被重建，但领地大幅度缩水，统治也不再牢固。

到了1848年，意大利统一战争爆发，资产阶级思潮已经席卷全国，腐朽落后的罗马教廷占据财富和土地占了太久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们将其视为眼中钉，教皇国自然也不该留着。

面对意大利军队咄咄逼人的架势，时任教皇庇护九世连夜化妆出逃，跑到法国向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求助，非常狼狈。

路易也想学伯父那样称帝，他联合奥地利出兵镇压罗马起义，并长期派驻军队留在罗马，保卫教皇。

到了这个地步，教廷这个罗马公司的老董事，除了资历和影响力啥也没剩下了，完全沦为靠法国庇护来苟延残喘的傀儡，溥仪看了直呼内行。

（意大利统一战争解放地区时间一览）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撤走，意大利军队趁机攻克了罗马，把教皇的卫队都给灭了。教皇缩进了梵蒂冈城堡，意大利没有继续打，还宣称教皇人身不可侵犯，每年给经费。

但教皇感觉十分屈辱，决定拒绝接受教皇国完蛋的现实，也不听意大利政府号令，自封“梵蒂冈囚徒”，不承认意大利政府对罗马的所有权。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像大清完蛋后，在北京故宫里的那个前清小朝廷？

只是，意大利政府始终没有像冯玉祥那样硬着来，去把教皇从梵蒂冈城堡拿大炮逼出来，双方就这样对峙了60年。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

一直到1922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上台，他决定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墨索里尼先是各种对教皇示好，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还叫自己和妻女接受神父洗礼，还赔偿教皇一大笔钱，给予教皇世俗统治权，外交权等。

时任教皇庇护十一世也知道这么对峙下去毫无意义，于是双方在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条约》，从法理上承认了教皇国的灭亡，但同时也规定梵蒂冈城堡区域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意大利将供应梵蒂冈全国的全部给养。

至此，教皇国从法理上是完蛋了，继任的梵蒂冈城国和教皇国一样，没什么实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只剩下宗教影响力。

梵蒂冈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往来，都基于宗教组织概念，也就是“圣座”，而非实体存在的那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城国。

欧洲的皇权和教权兜兜转转争了上千年，也没有把教廷的权力彻底盖过去。

（教皇方济各访美时拒绝懂王拉手）

即便是在现代，教皇无权再册封政治领袖，但西方政治领袖上位时，也都保留着手按圣经宣誓的传统——这起码在形式上表示了治权对教权的尊崇。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就发现了，中国和欧洲的这种传统完全不一样。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迄今2200多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作为政治中枢的中央朝廷（政府），不仅有权力管辖任何世俗事务，即便是作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也必须从属于政治权力，由政治权力管辖。

而且，古代帝王自古讲究天赋皇权，皇帝受命于天，直接把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的双重领袖的身份拿到了。

从古至今，中国的世俗权力领袖不需要宗教领袖来册封，反而是宗教领袖需要世俗权力领袖的许可。

历朝历代都有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比如明代就有僧录司、道录司等衙门，归礼部管理；现代则是宗教事务管理局。

（玄奘翻译佛教离不开唐太宗的支持）

古代中原王朝就会册封一些真人、国师，从清代开始至今，对于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教领袖则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新一任的活佛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认可，方才具备合法性。

教权臣服于治权，治权管理教权。

所以，在中国古代，尽管也有宗教号召的反抗朝廷的起义，包括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五斗米教等，但结果都输的很惨。

教权在中国别说夺取政权，压制皇权了，哪怕是出现了“与国争利”的情况，都会被统治者消灭。

比如历史上佛教初到中原时，中国执政者给了佛教较优惠的世俗待遇，出家后免除各种赋税徭役，寺院经济收入无税收等等。

但随着佛教规模的扩大，寺院经济的发展攫取的资源太多了，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结果就发生了像“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狠狠打击了下去。

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的罗马教廷公然发布禁令：要求中国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子，最夸张的是，还禁止悬挂康熙赐给天主教堂的御笔牌匾。

这无疑触及了朝廷的底线，康熙皇帝勃然大怒，颁布旨意：禁止天主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到了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的主权沦丧，中央权力衰落，天主教才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各地施加影响力。

而当时的晚清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包括现在的台湾省割据政权）无力干涉，只能任其肆意横行。

（晚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大规模传播，期间发生许多冲突）

随着新中国建立，中央权力恢复，而且共产主义是唯物的，对宗教这些东西一向不感冒。

活佛转世没有中央政府认可同意，那就是伪佛。同理，其他的宗教如果要在中国进行活动，那肯定需得到中央的认可，哪怕是“要有光”，那也一定是组织上许可才能有。

任何宗教来到中国，就必须中国化，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可在中国的天主教却依然保留近代那套我行我素的做法，不听从中央号令。

如果是伊斯兰、佛教，或者是同属基督教体系的新教，这些都还好说，因为这些宗教体系在现实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架构，也没有活着的现实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的那些都是虚幻的神明，或者是已经过世圣人。

这种结构下，这些宗教的现实组织架构是松散的，也没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权威，所以政治权力可以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保持对他们的控制。

但天主教不一样——它有一个活生生的教皇，而且规定了教皇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那问题就来了——当教皇与中国的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中国天主教徒该听谁的？

所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就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形式存在，立足于“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在政治和经济上与罗马教廷完全切割，仅在宗教文化方面存在历史传承关系。

但是，梵蒂冈一直认为，如果不接受“圣座”任命祝福的天主教会就不具有合法性，所以梵蒂冈只承认台湾省的主教团为代表大中华地区的天主教组织。

台湾的大多数“邦交国”都在太平洋小岛国与中美洲地区，这些国家多数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其实是跟着梵蒂冈去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的。

但最近这些年，梵蒂冈渐渐有点在这些要求上松动的意思，因为梵蒂冈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一直在找机会和大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不如以往了，天主教形象也因为各国出现娈童等丑闻而负面影响不断，因此教廷需要获得合法地位来打开中国市场。

再加上不少中国的地下教会已经开始挑战教皇的权威，从90年代起就不断私自设立主教。

梵蒂冈认为，如果和中国建交，就可以用合法架构来光明正大的整顿这些信众。

对于中国来说，和梵蒂冈建交，也能打击节制那些失控的地下教会，对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而且，只要梵蒂冈不让宗教权利干涉世俗权力，那中国人一向是尊重这种宗教自由的。

所以近些年来，中梵两国也时不时出现友善的破冰互动，尤其是在2013年方济各成为第266任教皇之后，两国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方济各和俄罗斯大牧首会面，这是自1054年后天主教和东正教首领首次会面）

2014年，方济各的教皇专机被首次允许飞越中国领空，方济各按照惯例问候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肯定。

当年他还为雅安和鲁甸地震受难者祈福，还在每年中国传统节日时，表达对中国表达友善和祝福。

方济各与2016年首次接见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代表团来访问梵蒂冈，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内文至今未公布），之后的2019年，中国北京举行世界园艺博览会，梵蒂冈首次派代表参加，并设立了梵蒂冈馆。

今年2月份，中梵两国进行了首次外长会晤，这是双方外长首次举行会晤，也是继1951年教廷驻南京公使遭驱逐出境以来双方最高层级的接触。

按照这个势头看，中梵两国的关系，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实现突破。

到那个时候，如果连梵蒂冈都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

台湾省剩下的那些保持“邦交”的小国，大半可能会追随“圣座”的旨意，和台湾断交。

说不定啥时候，我们就能见证台湾“邦交国”在一夜之间被基本清零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