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月入百元”，到底有多少购买力？

文章转载自：朝文社

在四十年前，确切说1980年代初，“月收入”一百元是什么概念？著名演员冯远征，就有难忘的青春记忆。

1981年，这位未来塑造了无数经典影视戏剧角色的“老戏骨”，还是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拉锁厂里一名青年工人。十八岁的他入厂第一个月，就被师傅带着没黑没白加班，月末结算工资，连基本工资带加班奖金一共拿到了39块钱。

兴奋无比的他，把这些钱“兜里揣了大概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没敢花”，想买点什么庆贺一下？却又觉得买啥都贵，后来反复纠结了半天，终于“花的第一笔钱是买了一串糖葫芦”，“好像是五毛钱”。

这兴奋与纠结，就是那时城市里的年轻“工薪阶层”，十分真实的写照。

作为“街道工厂”工人的冯远征，拿到的钱多不多？以1982年《新民晚报》的报道，当时一级工的月基本工资，也就是42元。

同年的《当代财经》统计：以当时全国的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工资都在“四级”以下，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工人，全国范围的平均工资大概“四、五十元左右”。

经济学家张化桥1983年大学毕业，入职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月工资46元，以他的回忆：那时“北京的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40多元人民币”。

而在其他地区，“月入100”更是大事儿。比如在作家周梅森看来，别说100块钱，就是月入二十块钱，那都是大事：“在1978/1979年，二十多块钱是很多的，几乎相当于一个年轻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所以说，就算放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上世纪80年代初，假若夫妻二人是“双职工”，“月入100”都堪称收入不低。而1978年时，中国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133元。“月入100”放在农村？意义可以想。

而且，哪怕对于今天传说中“很赚钱”的演艺行业来说，四十年前的“月入百元”，也是意义重大。同为“老戏骨”的刘佩琦，27岁那年（1985年）出演成名作《二子开店》。

作为北影厂演员的他，在这部剧里每天领五块钱“补助”，“月入一百五十多元”的收入，今天看来不算啥，当时“北影就炸了”。

因为之前北影厂的“拍片补助”，每天也就七毛钱，“7毛5分就算是多的”。

其实别说当时还是“青年演员”的刘佩琦了，就是许多已经享誉全国的老艺术家，那时收入也有限。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一些“从艺三十年”且“文艺九级”的戏曲名家，1983年以前月工资也就一百一十三年。这都算是业界的“高工资”。

1984年全国政协会上，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也发出痛心呼吁：许多年龄已近退休的艺术家，“工资很少有超过一百元的”。大多数都是月收入五六十元。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区或领域都这样。

1984年，当时红透影坛的影星杨在葆，正在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体验生活”，却惊见白云山制药厂的普通司机，每月工资竟都有300块钱。这是什么概念？

那年的杨在葆，还得到了“随团出访”的机会，拿到了500元的“置装费”，这基本就是这位“当红大明星”半年的收入。

此情此景，也恰是当时广东经济发展的缩影，从1978年至1983年，广东省的工资水平，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杨在葆在广州“体验生活”时，广东省城镇职工月人均收入已是83元，是北京市国营企业工人平均月工资的二倍多。广东经济红红火火的发展，也叫杨在葆发出一声由衷感叹：“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好起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月入百元”的家庭，放在近四十年前，生活质量到底如何呢？

首先可以看看日常吃穿：以《郑州物价志》的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郑州的面粉价格是每斤一毛八，小米价格每斤一毛三，籼米价格每斤一毛四，玉米面每斤一毛一，花生油每斤八毛三，猪肉每斤一块零五毛，鸡蛋每斤一块四毛五，母鸡每斤九毛六，黄瓜每斤八分钱，白菜每斤三分七厘，土豆每斤一毛四。

“月入一百”的收入，从温饱标准说，确实富裕不少。

农村的收入与消费也是增长很快，从1978年起，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多年保持百分之十三以上的增速。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就突破了三百元。

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1981年的中国农村，副食品消费比1978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衣着消费比1978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平均每人购买生活消费品支出达到104元，比1978年多59元。“兜里多出一两百元钱”来，消费就是不一样。

同样见证这“月入100”购买力的，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中国老百姓的另一项全新消费——金银首饰消费。1982年8月9日起，黄金销售制品正式在国内恢复销售。一枚14k金戒指，当时花37元钱就能买到。纯度更高的18K金饰品，最便宜的也只要49元。

《新民晚报》在这年秋天，就以生动的笔墨，记录了一位羊毛衫厂老工人在“上海工艺品服务部”挑选首饰的过程，老工人家属还自豪表示这是“用自己的钱买的”。

而在那篇新闻报道里，《新民晚报》也记录下了“上海工艺品服务部”门口，那从“起了一个大早”后就排起来的长队。这难忘的一幕也恰恰证明：“选首饰”这件昔日的奢侈事，在改革开放的伊始，就已步入寻常百姓家。

与之类似的“奢侈品”，更有今天早已成“古董”的家用品：缝纫机。改革开放早期，上海年轻人的结婚就讲究“三转一响”，即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三个“转”和收音机。

但在改革开放前，缝纫机的售价就常年在一百四十元以上，对于多数中国家庭几乎天文数字。

1980年代起，缝纫机的价格虽然依然在一百五十元左右，销售却是爆火：1979年中国缝纫机产量只有540万架，1982年就涨到2000万架。1985年中国家庭缝纫机拥有量更是破亿，平均每一百个中国城市家庭，就拥有86架缝纫机。

自行车更是如此：在1980年代之前，自行车与缝纫机同列“三转一响”中，是出名的“奢华象征”。比如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售价，通常在195元左右。

但中国老百姓“买车”的热情，也是从此拦不住：1980年这一年，中国的自行车成交额就高达18.5亿元，占中国日用机电销售额的近百分之十七。

1981年中国的自行车产量是1952年的218倍。中国每百户城乡家庭，拥有126辆自行车。各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里，每百户家庭更拥有170辆以上。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这个数据，更是在以几何级数飙升……

同样在八十年代初悄然兴起的，还有一个今天已十分火热的消费项目：旅游消费。虽然当时“出境游”还很困难，也没有高铁动车，从京津到杭州就得乘20多小时的火车。但“旅行结婚”已经悄然兴起。许多厌倦“大办喜事”的年轻人，都把钱花在旅游上。

2004年《长城在线》刊载了一对夫妇的回忆：他们1982年8月结婚，带着400元钱“旅游经费”来到北京，当时“票子似乎特别经花”，每天花上十块钱就能“连吃带玩”，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可见即使对于这“终身大事”，一百块钱也能带来很多欢乐。

简单的“月入百元”的情景，却恰恰和这一类火热消费息息相关。那一段年代的生活记忆，不止有彩电冰箱空调家电的演进，更有这些同样贴近生活的变化。

杨在葆那一声“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好起来”的感慨，也正在这些看似寻常的改变里——中国人的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都在这些改变里默默提高着。

“一百块钱能否养家”“月入一百能买啥”的话题背后，是老一代人的艰苦奔波与生活记忆，更是那影响深远的，现代中国高速发展的脚步。

参考资料：陈煜《中国生活记忆之80年代》、经济观察报《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张化桥《谁偷走了我们的财富》、汤鹏主《建国60年农民收入增长的历史轨迹》、凤凰书品《围观名人的故事：鲁豫有约系列》、康文辉《当代北京“米袋子”史话》、《郑州物价志》、《天津物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