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看汉代社会的政坛师生情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复杂的人情社会，家庭天伦、君臣恩义都是需要由情感来进行支撑。俗话说“没有情感的政治是短命的”，即使是只重视利害冲突的政坛也是需要讲人情世故的。而师生是社会之中的重要关系，古代中国非常也重视老师的社会地位。“天地君亲师”中也有师长的一席之地，足见老师在民间的影响力。而在汉代，由于儒学的兴起很多师生先后步入政坛，在政治上形成了共同体。还有一些官员为了走上青云之路，拜当世大儒为师，或者成为当朝显贵的门生以求举荐提携。这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它既有事实上的师生情感，也多了几分政治利害的纠葛算计。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汉代政坛中的师生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世卿世禄的关系，出仕为官者大多都是贵族子弟。后来由于奖励军功和王朝更替，行伍出身的官员成为了政坛的主流，汉代初年还有军功受益集团的出现。这些都是凭借着自身的血缘和功劳挣得了锦绣前程，但是其政治能力和个人素养却未必足够胜任。比如汉初的军功集团就在获得政权之后，多次在大殿之上纵酒高歌，甚至拔剑击柱。毫无君臣礼仪可言，刘邦也对此非常不满。据《汉书》记载：

“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邦任用了精通礼法的叔孙通来制定新王朝的礼仪。叔孙通就趁此时机推荐了大量的学生弟子进入到刘邦的视野之中，负责演练新的礼仪。在礼仪制成之后，这些学生就全部被任命为郎官，可以说是汉朝最早的政坛师生。

叔孙通追随刘邦之后，在楚汉战争中一直向刘邦推荐的都是沙场勇将，从没有推荐过自己的学生。以至于学生对于他都有很深的误会和怨言。这都是因为叔孙通很清楚在战争阶段刘邦更需要的就是能够为他攻城略地的悍将，而不是之乎者也的儒生。所以，他在最恰当的时间点为自己的学生选择了最合适的入仕机会。很好地将师生感情和政坛法则结合在了一起，既获得了学生的称赞也获得了实际的政治利益，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太常，位列诸卿之首。从这一点看来，叔孙通可以说是政坛师生关系的典范代表。

在汉代后期，政坛师生之中的条条框框逐渐多了起来。师生之间不仅要结成门生和恩师的关系，在当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之中也有了一定的原则和义务。比如恩师过世，作为门生也要为其守孝发丧。如果恩师被人杀害，门生也要负责为其报仇。在政治中，恩师一旦青云直上，学生也会雨露均沾。而恩师一旦犯了大罪，也会株连到自己的学生。东汉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这样的情形。当时的名士李膺等人在与宦官的政坛角力中失败，他被扣上了“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他的学生们被大量抓入狱中，后来又被禁锢终生，永远也不能为官。但即使是这样，无数的清流依旧与宦官势力作对，文人士子前仆后继。这样的师生关系就显出了几分悲壮，是排除了经济利益的干扰而将理想置于第一位的特殊感情。

当然，还有一种师生关系则是完全的利益结合。一些人为了青云直上，寻求政治声望。拜在当世大儒或者是高官显贵的门下，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未来仕途。比如王莽本身是孝元皇后侄子，有外戚的身份加持，使他很容易就成为了郎官，后来还出任了射声校尉。为了进一步攫取权力，他拜了名满天下的大儒陈参为师，自己日常也是一派儒生的打扮。这虽然是政治作秀，但却十分有效。很多天下名士和朝中大员都是因此而大力褒奖王莽，皇帝也开始对于王莽越加重视。据《汉书》记载：

“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

王莽因此而被封侯，后来还取代了自己的舅父，成为了万人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从中可见，汉代政坛中的师生感情也存在利益的衡量算计。在朝廷中可以凭借师承寻求到政治集体的庇护，彼此抱团取暖拉抬声望。

汉代为何会形成如此的师生关系

首先，汉代是一个官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时期，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靠特殊的关系维持稳定。比如汉朝初期的军功贵族集团就是依靠着战争时期的袍泽感情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彼此之间才很少发生嫌隙。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成为了入仕的不二法门。而儒家又是非常重视师生关系的学派，相较于法家的严苛，他们更喜欢温情脉脉的师门关系。在秦代时期，法家中的李斯和韩非子就是师出同门，但是由于利益的牵制。李斯不惜暗中陷害韩非子，致使其死于囚牢之中，这就是儒家的前车之鉴。因而，在董仲舒等人更新、补充、发展儒家学说之后，就将师道尊严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这几乎成为了儒家内部的金科玉律，凡是儒家的门徒都需要遵循。比如董仲舒的门人司马迁就在《史记》当中蕴含了自己的儒家伦理观念，也将自己的老师和孔子放到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因而有了“孔子世家”和“儒林列传”，从此之后“儒林传”也成为了后代纪传体史书的固定题材之一。可以说正是儒家的秩序等级观念为汉朝的统治提供了保障，所以儒家内部的师生观念也进入了政坛。

其次，汉代社会中很多公序良俗还秉承着先秦时期的某些遗风。比如说复仇的观念依旧在汉代存在。而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师生关系是一种普遍的基础社会秩序，尊师重道也被当时的人所接纳。先秦是中国社会中的思想萌芽阶段，很多的理念都被刻入了中华文明的骨髓之中。而且，师生关系也比军功贵族之间的袍泽观念和上下级关系更为安全。汉武帝时期之所以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为了打击传统军功贵族的权势。防止他们将权力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甚至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周亚夫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绛侯周勃之子，传统军功贵族集团第二代中的领袖。他虽然战功彪炳，但是桀骜不驯，甚至对于皇帝不敬。“非幼主之臣”不仅是汉景帝对于周亚夫的评价和忌惮，也是对于整个汉初军功贵族集团的担忧。汉武帝继位后，这种情况越发明显。所以汉武帝急需要一批新的政治力量来取代旧贵族，因而就开始重用儒生。而儒生之间的师生传承也就杜绝了军功贵族混迹期间的可能，如果要继续保持权力，那么贵族也需要拜入儒家的门墙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之后，忠君爱国的信念便会占据这些传统贵族的信仰之中，不再对于皇帝的统治地位有所觊觎。这也是汉武帝大力推广儒家学说的原因之一。

汉代师生关系对于后世的影响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在很多的传统行业之中至今还有所传承。归根结底，这些行业都是仿照了儒家的师生伦理体系来进行构建行业内的法则秩序。汉代之后王朝之中，老师有了很多不同的分支。比如启蒙授课的老师往往被称为业师或者授业恩师，从孩提时期就教导学生直到他成年参加科举。这些老师一般是普通的秀才和不得志的举人充当，他们的职责是传递知识和本事。他们和学生的关系也是最亲密的，往往会有最深厚的情谊。但是，当学生走上科举考场，他们就会有新的老师。这种老师与他们素昧平生，完全是因为科举考试才走到了一起。这就是科举的主考官，一般是高官显贵担任。一旦中举，主考官就成为了所有中举者的恩师。在日后的社交场合中，见到恩师要行大礼。这些学子一般也都会在政坛中经常提到自己的恩师是谁，以求得重视来提高声望。此外，其余的考官也会在事后告知学子，这些人就被称为座师或者房师。虽然他们也不曾和学子有过交往，但是学生见到他们也要行弟子礼，表达自己的弟子身份。这些老师当中，业师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政坛地位基本上都很低，乏人问津。一些心怀感恩的学子会在功成名就之后，积极探视自己的业师，以表达感谢。但是在正规场合中，一般也是只提及恩师，不把业师挂在嘴边。这都是由于政治利害的考量，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才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由于汉代的社会发展还不成熟，国家之中的政治秩序还有赖民间关系来加以维持。所以师生关系非常为人们所重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会在恰当的时机为学生争取入仕的机会。而学生也会对老师显露出无比的忠诚，即使是被牵连入狱，依旧不改初衷。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出于政治目的，结为师生关系。拜当世大儒为师，提升自己的社会声望，可以增加政坛的砝码。后来，老师的定义不断增加。有了业师、恩师、座师等众多的名目，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末期。至今，一些传统行业中也保持了这种关系，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