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以“制壶四大家”为首的紫砂壶匠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当时社会对紫砂壶的需求非常大，从皇宫到民间，都以把玩品鉴紫砂壶为风尚。因此在阳羡（今宜兴）集聚了大量的紫砂壶匠人，人才辈出，精品迭现。
当时流行数千年的“士农工商”匠籍制度已经开始弱化，匠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他们更希望能够通过一技之长取得进身之阶，打破固有的社会阶层。紫砂壶为一时之风尚，吸引诸多身怀绝技的陶瓷匠人汇聚阳羡。原因无他，宜兴拥有制作紫砂壶得天独厚的条件，数千年制陶工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艺，同时，阳羡的白泥、嫩泥等紫砂土质量上乘，为其它区域所不能比拟。
除此之外，喜欢紫砂壶的都是读书人，制壶的也是读书人。宜兴有很多经过系统儒家教育和工艺培训的紫砂壶专业化工匠走上历史舞台，这类匠人可以称之为“儒匠”，他们与传统的师徒培养和家族传承模式不同，在拥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工艺实践，创作出了许多迥异古人，自成一格的作品，更契合士人需求。
“儒匠”拥有相对完备的理论和知识储备，他们与“俗匠”不同，有些人本身因为屡试不第或者其他原因选择从事制壶一业。这种选择并非万难之举，而是自然选择，因为紫砂陶艺匠人不但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而且拥有流芳后世的机会，此外还有“由匠入仕”的终南捷径。
明代由于物质基础丰厚，读书人群体空前增加，但明代科举制度有很大弊端，录取人数很少。江南文风渊厚，这从明清状元、榜眼、探花多出江南可见一斑，但统治者为了平衡全国录取人数，留给江南读书人中举入仕的机会更少了。读书人在现实困难面前，便剑走偏锋，从其它途径入仕，“由匠入仕”便是一途。
特别晚明匠籍制度有名无实之后，“工”终于与“士”平行发展，不再居于“士农”之后，使得紫砂匠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明清江南士大夫很多出自生活优渥的工商家庭，紫砂匠人能够专心技艺并凭借技艺为后代子孙跻身仕途提供了一种可能，彻底打破了传统科举制度的束缚，紫砂匠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的读书人周高起，以紫砂陶艺工匠的身份撰写《阳羡茗壶系》，臧否人物，品评名器，在其评价记载的三十一位当时紫砂陶艺大家，凭借紫砂陶艺获得朝廷“提拔”的就达十五人，后世子孙入朝为官者不可胜数。
凭借技艺入仕，在晚明至清时期，并不是稀罕事儿，还有人不但入朝为官，且世代为官，还能平步青云，官居工部尚书、工部侍郎等职。这种越过科举，直入中枢的捷径自然招到传统士大夫的批评乃至抵制，但能凭手艺入朝为官的，手底下都有真功夫，在专门领域内地位难以撼动。紫砂陶艺匠人能够入朝为官，归根结底还是与当时士人风气有关，士人追求返璞归真，崇尚自由本真，紫砂壶以其典雅古朴的造型，求新猎奇的创新让读书人“嗜壶如命”。
时至今日，宜兴紫砂陶艺仍独具一格，无出其右，大家名器交相辉映，制壶大师作为“儒匠”为人们所看重。今人喜爱紫砂壶者，不再专是文化人，社会的发展给人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可能，“士农工商”的传统分隔已经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儒商”后来居上，与“儒匠”一样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紫砂壶也就成了代表“儒商”身份，让“儒商”“嗜壶如命”的梦寐之物。
今日工艺发达，人们仍钟意宜兴手工紫砂，甚至将其作为收藏品珍藏是有深刻原因的。其一，宜兴紫砂矿土资源有限，经历几百年的开展，紫砂矿土已有告罄稀缺的态势，物以稀为贵，宜兴紫砂壶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其能够作为收藏品。其二，手工艺术传承的困境，尽管有人称紫砂陶艺为活着的“非遗”，不怕没人传承。机器工业的飞速发展，机制紫砂有其便捷省时省力优势。但手工紫砂陶艺仍有其传承数百年的内在精神与神韵，非机制紫砂所能比。
无论是紫砂壶质地、雕工、镂刻、器型、材料、工艺如何发展，其绵密内敛的风骨，雍容淡泊的气度还是保存下来了。无论是旧时“儒匠”雕琢打磨，还是今日“儒商”等摩挲品茗，一把宜兴手工紫砂壶在手，方能穿透历史烟云，带我们回望那个名家林立的阳羡茗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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