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各城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土地兼并和大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小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和自由农阶层的破产,公民兵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日渐削弱。与此同时,雇佣兵的发展也对古希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城邦危机的加深以及城邦公民意识形态的变化。
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面已经讲过,雇佣兵在古希腊出现的很早,不过,只是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这种现象才变得普遍,对古希腊的影响才更为深刻。雇佣兵制是以纯粹的商业关系组织起来的,它的实行使士兵与城邦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过去,城邦就是公民集体,然而由于城邦早期普遍实行公民兵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城邦也可以理解成是公民兵集体。曾经城邦是维护公民利益的工具,公民也愿意为城邦而战。不过,随着城邦的衰落和雇佣兵制的盛行,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城邦权威不再,失去了过去那种调节城邦公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军队成为军事统帅专权的工具,而不是城邦稳定的因素。雇佣兵制的实行使士兵脱离了人民与城邦,而与军事统帅的联系更加密切、直接。他们从长官手里领取薪水,听从军事长官的命令。由于大多数雇佣兵不是为自己所属的城邦作战,所以他们也失去了为保护城邦利益浴血奋战的信念。他们的忠诚程度基本取决于城邦付给他们的薪水的多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雇佣兵的出现加深了城邦危机。
古希腊战士
由于雇佣兵主要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逃亡奴隶组成,他们从事雇佣兵目的就是为了生存。他们在作战中虽然也有英勇的表现,但也往往是受金钱的驱使。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意识在他们的世界早已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崇拜。
他们早已失去为城邦生存而战斗的积极性,而趋向唯利是图。只要能获得较高的薪水,他们甚至到敌方军队充当雇佣兵,例如,莱山得就曾经利用雅典人组成的海军击败了雅典。
在过去,任何一位公民都愿意无条件地听从城邦的召唤,服从城邦的领导,以城邦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伴随着城邦危机的出现和雇佣兵制的盛行,传统的公民集体意识遭到利己主义地不断挑战。以雅典为例,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之间争斗不断,一些野心家把个人的或党派的利益放在城邦利益之上,就更不用说失去土地的自由农阶级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支撑城邦的最有利、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守城的希腊城邦战士不再是过去的公民兵,而是来自希腊以外的职业士兵。希腊人不愿再为城邦和家园武装起来了,也不再对城邦事务感兴趣了,曾经由于对城邦的热爱所激发出来的责任感,以及由这种责任感而激发出来的道德观念,再也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
从公元前 8 世纪希腊城邦兴起,到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城邦衰落,期间几百年的时间里,伴随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古希腊的军事制度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色。总体而言,古希腊的军事制度基本经历了从公民兵制到雇佣兵两个阶段。
公民兵制度是城邦建立初期普遍采用的一种军事制度。公民兵的特点就是公民、士兵和土地所有者的三重身份一体化。为城邦提供兵役,是城邦内的居民成为公民的前提条件;土地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城邦内的公民才有可能自备武器为城邦承担兵役。所以,城邦的每一名公民既是军人,也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收入的差异,不同等级的公民所承担的兵役类型也有所不同。城邦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维护兵、民一体的城邦理念。例如,梭伦通过立法,依据年收入水平将雅典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
根据梭伦规定,第一、二等级为城邦提供骑兵队,可担任城邦高级官职(如执政官);第三等级作为重装步兵的主要来源,在城邦中担任的官职级别一般较低;第四等级在军队中一般充当轻装步兵或者水手,虽可以参加城邦内的一般政治活动,但却没有被选举权。但是,公民各等级相对应的政治权利并非是一直不变的,其在不同时期对城邦的贡献,决定了他们在城邦的社会地位,并影响着城邦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在城邦早期,作战的骑兵是军队的主力。正是由于其在军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贵族在政治经济的特权,因为只有少数贵族能够为军队提供战马。
随着重装步兵逐渐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充当重装步兵的中产阶级开始不满已取得的政治权利,不断要求提高自己在城邦中的社会地位,并导致城邦开始由贵族制到民主制过渡。而当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下层平民在政治中上的地位上升,从而常常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在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穷人和普通人比贵族和富人享有更多的权利,就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重装步兵、贵族和有身份的公民对城邦的贡献远远不如那些在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水手。在城邦中公民是主体,而公民中各阶层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们自身对城邦的军事贡献决定的。简单来说,贡献大则获得的权利多,贡献小则获得的权利小。雅典民主制的发展进程也体现出这样的趋势。
雇佣兵虽然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一直都是公民兵的一种补充,在希腊本土上并都没有得到发展和繁荣。这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各城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公民集体,都是为保家卫国而战的,雇佣兵不能成其主流,只有那些贫困交加的人才会离开自己的城邦去外邦或外国做雇佣兵。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雇佣兵取代了公民兵,这是因为战争对农业的破坏,使原本能够自备武器为城邦而战的公民兵失去了财力支持,甚至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走上雇佣兵的道路。此外,城邦逐渐失去了权威,城邦过去传统的集体意识也不断被战后利己主义的思想所侵蚀。
回顾古希腊军事制度的变化,我们还能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发展历程与城邦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方面,城邦是古希腊各城邦军事制度的基石。离开了城邦,任何军事制度都可能难以实施。军事制度作为城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兴衰都受到城邦政治制度的影响。城邦制度的确立为以重装步兵为主体的公民兵制度的出现和正常运转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随后随着城邦的发展,城邦内的一系列的改革,更是成为不断驱使公民兵制的发展和完善的力量源泉。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随着城邦普遍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公民兵制也走向了末路,最终被职业化的雇佣兵制度所取代。
另一方面,城邦军事制度的变革对城邦的政治制度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能动作用,具体说来,重装步兵的出现是推动城邦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海军的发展使城邦民主政治进一步向前发展,而雇佣兵制取代公民兵制成为城邦衰落的重要因素。重装步兵对城邦民主政治的产生,主要体现在其军事重要性和重装步兵方阵。来自中产阶级的重装步兵,其在军事地位的上升,同时也促使城邦给予其更多的政治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主的范围。方阵作战所带来的集体协作理念,取代了过去军事上的英雄主义,同时对政治运行的机制提供了借鉴,例如在公民大会上,每一名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无论他的观点是否与你的相悖。城邦的民主政治进程是伴随着海军军事地位的不断提升而进一步发展的,作为海军主要来源的贫农和雇工,迫使城邦执政者为了取悦他们而不得不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城邦后期,职业化的雇佣兵取代了城邦传统的公民兵,传统的城邦集体理念逐渐丧失,维系公民与城邦联系的纽带断裂,城邦也就不得不走向衰落。
纵观古希腊军制的发展变化,我们感受到了军队与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城邦政治时期,城邦是公民集体,军队就是公民兵,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战;及至城邦危机,公民丧失了土地,城邦不再是他们的精神依赖和生活基础,雇佣兵成为希腊军事世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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