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视点：太平天国战争对无锡影响几何？

　　高侠 庄若江原创

　　清代咸丰年间，中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规模动乱。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村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战争，这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反清运动，影响极为巨大。在清军的全力镇压下，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今南京）灭亡，运动失败。但这场动乱却给江南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无锡也遭受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创。

　　遭遇咸丰战乱重创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清廷先后组建了江北、江南大营，对太平军进行围剿。相持期间，双方互有胜负。1855年起，太平军在西征战场转败为胜，而后大举开辟江浙战场，以缓解清军对天京的威胁，并解决天京的粮饷供给。1860年5月初，忠王李秀成率数十万太平军，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东征苏南。6月初苏州、常州被攻克。

　　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二年（1863）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无锡一带进行了酷烈的争夺拉锯战，致使无锡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劫难，城内居民死伤过半，全城房屋几乎毁之殆尽，“站在崇安寺，可以看到四周的城墙”[1]。不仅无锡城区内千百年来建筑“十不存一”[2]，也导致城乡居民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经济陷入停滞，文化更无从谈起。因为太平天国独尊“拜上帝教”（天主之教），其他教派皆视为邪教，所以佛寺道观悉数被焚毁，著名的崇安寺、惠山寺、祇陀寺、净慧寺、洞虚宫等无一幸存。查阅所有史志类文献，在“寺庙”一栏中皆有“毁于咸丰庚申”，即为佐证。仅有城内驳岸处侯太仆祠等个别建筑因作为潮王黄子隆的府邸，方幸免于难。清兵克复无锡后，清廷统兵者允许将士“大索三日”，如此恶举致使满目疮痍的无锡县城再次遭受一次洗劫。

　　在太平军迫近无锡之时，锡、金两知县下令禁止居民迁徙，并封闭民间仓粟，导致大批市民遭遇不幸。战乱时期，薛福成、杨宗濂、华翼纶等锡邑士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团练，求取外援，并采取社会自治。因此太平军攻城前后，遭遇到锡邑“团练”的顽强阻击。“团练”装束为头扎白巾，因此也被称为“白头局”“白头军”，以区别于头扎红巾的太平军。无锡团练尤以华翼纶、杨宗濂主领的荡口、江阴河塘桥两支团练势力最强。因太平军入城后杀害了杨宗濂的长辈杨菊人夫妇，故杨宗濂、杨霖士、杨宗瀚等族人都成为团练骨干。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组淮军驻上海，杨宗濂的“濂字营”担任先导营，与华翼纶局至安庆，引李鹤章的淮军东下，配合李部与太平军作战。次年，淮军收复无锡。在这次战役中，地方团练的战斗力和战后恢复地方秩序的能力颇引人注目，为李鸿章所看重，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因此成为其麾下之得力助手[3]。

　　太平天国时期，无锡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重创，《太平天国史料丛刊》记述了太平军在锡的杀掠情况：“贼以四鼓出扰，民皆在梦中,哨马冲途,逢屋必烧，见人便杀，民见焚杀，群相奔避，或邻境警报接踵，复各携老幼而行……，或为被掳，先索金银，后以藤绳穿发辫，或贯其颈，一串数十人不等，夜眠亦如是。或脱逃一人，必究其众，甚或杀之，凡携物倾箱倒柜,辄用刀劈,初取绸缎细软,布则弃之,其不取者毁之,迨后无所不取。妇女被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或契之行，或缚于马背，或使壮男背负而走，有乘路旁投河死者，有哀号不已怒而杀者，近则归城，远踞乡镇。”[4]

　　太平军将领济天义、黄和锦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十占领无锡后，大开杀戒。五月，黄和锦上表天王洪秀全称：“狗官（黄自称）叨天父天兄恩庇，打破无锡、金匮，计城厢内外离城五里之地，共杀男女老幼妖民十九万七千八百余口，请天恩降敕封刀。”[5]这一杀戮数字还不算死于逃亡中和自杀殉难者，也不包括之后的死于战乱者。其后三年，太平军与清军及地方武装“团练”在无锡一带多次交战，加之匪徒裹乱，百姓生灵涂炭。据光绪版《无锡金匮县志》卷八记载，咸丰元年（1851年）两县合计人口为64万，战乱后的1865年（同治四年），人口锐减至27万，其中成年男性无锡县“通共男丁七万两千五十三丁”，金匮县“通共男丁六万五千三百五十二丁”[6]，人口损失高达67%。据无锡人佚名的《平贼记略》载：“常州之江阴、无锡、金匮各县城乡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黄蒿，行终日不见人，偶遇二三难民，露处僵饿，旦夕待死，惨苦不堪。”[7]《礼社薛氏宗谱》亦曰，洪杨兵灾之后，礼社薛氏“丁口少十之三，或一家只存一二人焉，或一家竟无一人焉，生全者殆十不及四，而其间生卒无考者指不胜屈。”[8]此仅为千百之一例。

　　这场战乱对锡邑文化设施破坏也极严重，城内建筑十之九成毁于战火，包括大量庙宇院馆之类的文化设施。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其他宗教文化皆视为“邪教”，洪秀全曾经下令销毁一切古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此一举措让所有士族文人心惊胆颤，故民间有曰：“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太平军所至之处，文人士绅悉数逃散。无锡士族文人秦焕记载了秦氏诗钞版片历劫幸存的经过：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无锡城内士绅开始迁徙避难。因书版繁重难以携带，秦殿模遂将书版托付给了秦芝清，后秦芝清设法将书版转至安氏义庄寄存，而后自己逃往海门避难。后来，城内秦家宅邸及安氏祖宅皆被焚毁，幸得义庄独存。秦芝清返乡后立刻取回书版，三日之后，义庄也惨遭火焚。辗转混乱中，秦氏诗抄仅缺损几页，实属劫难中的幸运。[9]荡口华翼纶的《锡金团练始末记》中，也有关于1863年太平军与淮军荡口之役影响的记录，两军在锡均烧杀抢掠，但最终华氏藏书毁于两军战火中：“余本家亲仁堂藏书为一邑之冠，付之一炬，前数年太平军来未毁，至是而不能保，岂非劫数哉。”

　　太平天国战乱对无锡的影响

　　太平天国占领无锡虽然只有三年，但先期当地就已受到战争波及，经济文化生活皆受不小影响。而后三年作为拉锯战的主战场，酷烈的战争给无锡造成的创伤经久难以平复。家园荒芜，生灵涂炭，大量财富被掠夺和毁坏，昔日鱼米之乡的景象不复存在，战乱对无锡的经济、文化和生活都造成了多方面深刻影响。

　　1864年4月19日的《上海新报》，报道了战后数月无锡的凄凉景象：“现今无锡、宜兴及太湖边一带，饥民载道，野草树皮，均充粮食，米糠每升值四十文，豆渣每斤值廿文，且常短缺，只身不敢出行，犹恐被人充食，即偶赴邻村，亦必偕数人方妥。”此景象乃江南从未有过，令记者唏嘘不已，并借此呼吁身处上海的富户减少奢靡之费，“拯彼灾黎，共登衽席。”这场战乱，令无锡大伤元气，也促成了地方经济新的发展契机。太平天国攻占富庶江浙的目的之一是解决天朝物质供给，取锡后曾实施“均田亩”性质的军政治理，打击地主富户，田赋较之清廷有所减轻，农业生产亦有短暂回复。太平天国政权稳定后，为了获得经济收入，也采取了一些保护农户和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并提倡公平买卖。李秀成攻克苏州后，曾发放无息商业贷款，令商民“开设各种铺户”以繁荣市场，[10]苏州很快成为“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的商贸中心，无锡亦“各镇口热闹如城市”。[11]

　　短暂的太平新政虽未改变锡地农村的土地制度，但大量地主、富户或外逃或死亡，大量无主、抛荒土地转入流民、贫民之手，土地归属有极大改变，这也多少为战后经济的恢复和清末工商经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渗透下，大量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自耕农，无疑更容易捕捉和把握贸易机会，参与生产与消费，这些力量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复苏。因其时地价十分低廉，薛福成、杨宗瀚兄弟等一批财力雄厚的有识之士，趁机购进大量土地，这为其今后创办实业也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战后，废于战火的无锡、金匮县衙迁入临时办公地，数年后又于原地复建，社会秩序渐趋正常。素有议政参政传统的地方士族缙绅阶层，在地方治理事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城中观前街上的慈善组织“恒善堂”，推出锡金两县最具实力的世家巨族担任董事，其经费源于地产、房产、米行、当铺等经营收入，财力较为雄厚，因此能够帮助解决县府都难以解决的各种困难，这个慈善机构最终也演化为地方自治机构。从早期的乡绅大户到武装“团练”，再到“恒善堂”这样的民间机构，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至晚清民国，士绅阶层更是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

　　这场战争还改变了知识分子“唯科举为正途”的狭隘思想，促使一大批无锡读书人进入官府，以不同形式参与洋务运动，在近代国家治理、科技探索中得以施展才干，在国家革新图强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李鸿章麾下的薛福成、华蘅芳、徐寿、李金镛、施建烈、华杨宗濂、杨宗瀚等，左宗棠幕府的严紫卿、秦省吾，张之洞幕府的徐建寅、杨模、秦坚、王镜莹等，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都留下难以磨灭的身影。

　　[1] 华钰麟：《施建烈纪录太平军在无锡真相》，见章振华主编：《太平军在无锡》，第125-129页，2012年。

　　[2] [清]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二），见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二辑，第四十二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3]杨士奎编撰：《慎终追远——无锡杨氏（杨菊仙系）创业纪实》，澳门天成（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40-43页。

　　[4]佚名：《平贼记略》，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第一册，第330-321页。

　　[5]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二），见王立人主编：《无锡文库》第二辑，第四十二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6] [清]光绪版《无锡金匮县志》，方志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

　　[7] [清]同治末 佚名（无锡人）《平贼记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版。

　　[8]见《礼社薛氏宗谱》之《同治辛未序》。

　　[9] [清]秦焕：《锡山秦氏文钞》第九卷。

　　[10]黄希源：《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96-97页。

　　[11]张乃擎：《如梦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8期，第32页。

　　作者简介：高侠，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庄若江，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