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那些事儿⑤ 古时运输粮食的漕运船，全是“高级定制款”，很防潮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梁心韵 张佳英/文 邹运/解说 盛锐/制图

《大运河的那些事儿》音频小课第五篇，和大家聊聊漕运的故事。前四篇请点入音频小课专题（更多精彩内容戳这里）。

主讲人：周新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历任浙江省博物馆学术部主任、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副院长，现为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古代物质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史研究，文史双栖，著述累累，已出版专著23部、合著22部，发表各类文字600余万字。

来，开讲——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清代诗人龚自珍笔下的这首诗，说的正是漕运。

一艘艘运粮的漕船，一个个高喊着号子汗流浃背的纤夫，是运河上最经典的劳作场景。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中一个核心作用就是漕运。

我们先来理一理漕运的概念。

运输粮食的漕运船

全是“高级定制款”很防潮

历代封建王朝过去“征税”，是向农户征收地租（官田）和向民间征收田赋。和现在不太一样，当时基本上征收的都是实物。比如农民们就是上交粮食。

要知道，这些封建王朝大多在西北或北方的城市建都，而盛产粮食的则大多是在江淮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自东晋以后，经过历代陆续开发，逐渐成为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位。大运河开凿后，更与北方各大都市联结起来，大大有利于漕粮的运输。唐代韩愈曾说过：“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意思是说，唐朝的收入，十分之九是出在江南地区。那些在京师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包括市井百姓，大多都是靠着南方运来的粮食吃饭的。因此，把江淮流域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

把南方的粮食运输到北方，就是所谓的“漕运”。广义上讲，漕运包括了海运、河运。

漕运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以及配套的管理系统。比如，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运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各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唐朝设置了转运使，宋朝设置了发运使，元朝设了都漕司二使，明清两代都设了漕运总督。从事漕运工作的漕丁、漕夫，有时多达十余万人。

明清时期，漕运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京杭大运河一线的漕运线一度成为当时朝廷的生命线。

明朝行驶在运河里的漕船，一开始为八九千艘至一万艘不等，到明末时增加到一万二千余艘，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左右，每艘船载量二、三百石不等。

而且负责运输粮食的漕运船，全是“高级定制款”，舱内是专门防潮的，价格不菲。

在明朝，内河运粮多用浅船，在山东梁山县贾庄的水洼里曾挖掘出的一艘明朝运粮浅船，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制成的，船身用楠木打造，长五丈一尺，宽一丈，高约五尺，全船分为十三个舱。

清朝海上运粮多用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象船，大的可载粮二、三千石，造价需银一万多两。内河运粮仍多用浅水木船。清朝漕粮收入每年也是约为四百万石，这些漕粮，也分了好些种类，包括粮食，正粮、杂粮二种，正粮征米，杂粮征麦豆等等。

为鼓励漕运，明嘉靖年间，曾明令规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这样一来，大运河便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淮安、扬州等，都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

测漕粮数量有专用工具“官斛”

官方定制、定期校验

那么，江浙的粮食是如何运往当时的首都？

以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为例。旧时到了收税的时节，杭州周边各地收上来的漕粮，会在拱宸桥边上集聚出发运往北京。这里面的漕粮，占比重最大的就是米，当然还有丝绸类的贡品，以及黄岩蜜橘等土特产。

征收粮食，最要把关的有两点，一是数量，二是质量。

数量怎么测算？

官斛。它是古代一种计量粮食的专用工具。当时官府向纳户征收田粮、佃户向田主缴纳租米，都是用斛、斗、升来计量。一斛本为十斗，后改为五斗，约合70余斤。大家都知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做彭泽县令时，一个月的俸禄才一斛米。难怪他瞧不上，要挂冠而去。

其实过去的这些量具，各地大小不一，导致即使同一地区，地主放贷也是小斗出大斗进，农民被大斛大斗盘剥，积怨很深。为此，清朝初期曾发生过多起反对“大斗剥佃”和“增租夺仙”的农民斗争，清政府没办法，最后想了一招——官方定制“官斛”尺寸发到各地。清朝最早的“官斛”是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铁斛。

到拱宸桥边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一个清朝的“苏州府官斛”，木制，口狭底阔，下安两根木杆用于提升，斛面四角及中段镶有铁皮用以加固。

它的身上除了“苏州府”、“官斛”，还刻有“奉司道仰府较同”等字样。所谓“较同”，就相当于官方时不时要去校验一下，以免下面的人做手脚。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技术质量监督局要做个检测，看看有没有误差。

虽然有了定制官斛、还时不时校验，但仍是防不胜防，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捣鬼”的不在少数。

最简单的就是“大脚踢斛”。斛头衙役穿上一脚能踢死牛的包头厚底纳帮靴，一斛稻米舀起来，上面还尖尖的，“DuangDuang”两三脚一踢，稻米尖尖便塌陷下去。这叫做“脚踢淋尖”，一斛就能多收两三升。

更“高明”一点的，就在官斛身上做手脚。官斛是木制的，斛头为了多收粮食，就用刨子把斛帮斛底削薄，或用铁棍将斛撑大。单验一斛，可能只多出一两升米，但南方来的漕船交纳粮米，每次“过斛”何啻几千上万次，这样积少成多，数目相当可观。由此可见古代征收漕粮时，弊端之多。

“军粮经纪”单臂插入米中检验

100个密符各有不同来历

漕粮入仓，要经过查、验、运、收等重重手续，历代王朝都有专门机构司理其事。

这里面有个重要角色——“军粮经纪”，就是专门负责按照朝廷规定的漕粮质量要求，对照验粮厅验查过的“样米”，检验漕船所载的漕粮质量，核查数量，代运军将漕粮转交京仓或通仓。这个“军粮经纪”并非政府官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由官方认可的一种民间“质检人员”。

他们的检米技术，个个都是“杠杠滴”。检验船舱内的漕粮时，他们能单臂插入米中，取出米样，凭手臂在米中感觉与手攥米样时的涩滑感，就可判断漕粮是否“蒸湿”（即粮米因含水过高而发热，如同在锅内蒸过，又热又湿）。如发现有此类情况，漕米就必须扬晒，直到合乎要求为止。一旦检验质量合格，接下来还要核查数量，叫作“起米过斛”，即将米从舱内取出，用斛过量。过斛之时，要用拉长声的腔调报数，叫作“唱斛”。从前有“唱斛之声相闻，米浪之景时见”之说，指的就是过斛与扬晒漕粮时情景。

漕粮过斛之后统一装入布口袋，由验粮的经纪用称作“福炭”的上好木炭在口袋外面画上自家专用密符，叫作“戳袋”，表示已由某家经纪验讫，由这家经纪对其质与量负责。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以备将来抽到不合格漕粮时便于追查问责，二是防止他人伪造与经纪作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管用和巧妙的安全保密措施。

这些验粮经纪自家专用的密符，当时就全部画在一把折扇之上，这种折扇就被称为“军粮经纪密符扇”。

相传验粮密符的使用始于明代，清初随着漕运制度日臻完善，在雍正年间裁并军粮经纪后100个密符也全部定型。这些密符据说是由最初担任军粮经纪的人按照自家想法或混名绰号而创制。

100个密符，来历不同，各有寓意。其中有地名1个，舟、车名各2个，店铺名2个，花、果、瓜、蔬名12个，兽、鸟、虫名17个，日常用具名16个，古时人名字绰号50个。

选几个有意思的给大家介绍下——

“小楼”与“王麻”，挺有来头的。“小楼”据称指创自清雍正年间的老字号小楼饭馆，店里以烧鲇鱼出名，故符形似鲇鱼；“王麻”指的是王麻子剪刀，符形为两条交叉的斜线象征剪子。

以人名、绰号为验粮密符的占总数之半，其中以孩子名字命名的足有20来个，如“狗儿”、“鹿儿”、“马儿”、“黑子、“白子”、“小子”、“六儿”、“七ㄦ”等。

比较有趣的是一些混名、绰号密符。如“大嘴符，画一张大嘴，意谓嘴大吃四方；“聋子”符，在头部画两只下垂耳朵，与俗话谓“聋子的耳朵配饰”呼应；“拐子”符则画一个瘸子架拐杖；“矬子”符，形似矮人撇着两只八字脚。

就这样，装满漕粮的漕船，经过一道道把关，从杭州出发一路北上，路过一个个驿站，最终到北京，估计起码要两三个月。如果碰上发大水，运河不一定能走了，可能要挪到到陆地上走一段，或是再转海运，从南到北发一趟漕粮真可谓是“历经艰辛、斑斑血泪”。

后来随着铁路、公路的运输日益发展，漕运逐渐没落。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办漕运，中国两千多年的漕运史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