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高俅到底什么关系？《水浒传》里说的是不是真的？

高俅是《水浒传》里的第一反角。

《水浒传》“反贪官不反朝廷”主旨中的“贪官”，指的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一大帮害人虫。

高俅在《水浒传》中出场最早，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得很清楚：“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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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说高俅“最是踢得好脚气毬”，更兼“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但“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

他先是在东京城外帮闲，陪有钱的公子哥斗鸡玩马，风花雪月，后来得开堵坊的柳世权信，推荐到东京董将士家做事。

董将士嫌他是个破落户，担心他把坏风气带入自己家门，“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另造书信，转送给了小苏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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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学士也不欢迎他，再造一封信，转送入驸马王晋卿府里。

但是，高俅时来运转，合该发迹，奉驸马王晋卿命令，送一对羊脂玉做的镇纸狮子入端王府。

端王正在踢球，高俅适时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球技，得到了宠幸。

不久，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是为徽宗。

高俅因此一步登天，当上了殿帅府太尉。

按照《水浒传》这种写法，苏轼和高俅其实谈不上什么关系，算是有过一面之缘吧。

但事实上，高俅曾是苏轼手下文秘，而且，两人有一定交情。

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即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吏，颇具文采，得到苏轼的欣赏。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前途险恶，因为爱才，有意要为高俅寻一个好归宿，将高俅推荐给了曾文肃公——即曾布。但曾布以自己手下文书众多为由，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朋友王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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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没有为高俅立传，众书对他的记载东一麟、西一爪，零零碎碎。

但《挥麈后录》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原因很简单，《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名叫是曾纡，曾纡的父亲就是故事里出现过的曾布。

关于高俅的上位，《挥麈后录》只是以“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其甚厚”，“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寥寥数笔带过。

这其中还穿插了一个小插曲，即有人对高俅的升迁提出了异议，宋徽宗直接回怼说：“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

不过，根据《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琦传》中记载，宋徽宗为了提拔高俅，并没有公开说“因为高俅踢球踢得棒，所以就应该居高官、坐高位”，而是将他送到边塞锻炼，最后“以边功至殿帅”的。

有人因为高俅没有列入“北宋六贼”的名单内（注：六贼分别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而《挥麈后录》又写他为人忠厚，知恩图报，“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候甚勤”，厚待苏家后人。所以，有些人认为是《水浒传》丑化了高俅。

这是不对的。

“六贼”之名，最早出于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1125年）的上书，他在书中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於前，梁师成阴谋於后，李彦结怨於西北，朱勔结怨於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於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当时的陈东只是太学生，对朝政了解不多，只列举和斥责了六个首恶人物而已。而高俅的忠厚，也仅仅限于苏家后人而已，对待其他人，却是随时都会露出吃人的本相。

宰相张商英曾劝宋徽宗“节华侈，息土木”，不要过度铺张浪费，耗损国库。高俅恶狠狠地参了张商英一本，要宋徽宗以行乐为主，斩杀张商英以儆效尤。

还有，《宋史李若水传》载，高俅死于靖康元年，宋徽宗打算挂服举哀。李若水劝阻说：“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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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李若水没冤枉高俅。

据《靖康要录》上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

他招募的士兵，以技艺工匠为主，不为了保家卫国、上阵杀敌，只为他个人打工。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高俅主持的军队水上争标竞赛，搞的全是杂耍百戏之类的花架子。

毫无疑问，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后来成为金人随心所欲宰屠的鼻涕军，高俅作为总领军政的头号人物，难逃其责。

一句话，高俅的罪恶，实与童贯等人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