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省思

近代中国慈善史研究多归于社会史，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已成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在此背景下，慈善义演作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话题，为深化慈善史、社会史研究提供可能性方向的同时，也提供了史学跨领域研究的突破点。当前，思想史视角下的慈善研究业已兴起，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探究也应当为史学工作者所重视。慈善义演可以作为社会化的“思想载体”进行定位和思考，对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思想蕴涵、思想影响等亦有深入解析的巨大空间。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意义体现于互动性，包括政府意志与民间思想的互动，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互动，本质而言即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慈善义演可作为实现社会史与思想史融会贯通的着力点与重要领域。

近代中国慈善研究多归于社会史，近来有将之视为社会文化史者，显然有益于丰富“慈善”的研究视角，尝试从各角度深化关于慈善的认知与研究①。不同视角的介入使慈善具有了更为丰满的面相，也展现出该领域研究对象不断丰富、认识不断深入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慈善研究的现状较为乐观，值得近代史学界相关领域深思与学习。慈善不仅属历史现象亦为现实问题，有些学者即从历史与现实着眼开展慈善或公益研究。慈善义演作为慈善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话题出现，为深化慈善史、社会史研究提供可能性方向的同时，也提供了史学跨领域研究的突破点。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属于社会性活动，理应将之置于思想载体的角度进行理解。

一、义演：慈善研究的拓展方向

新中国关于慈善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考察，这些成果应归于社会史研究，此后慈善史研究逐渐增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显学。之所以称之为“显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类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皆有较多创获，其中周秋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的结项即表明中国慈善史研究已臻于成熟。而2017年郭常英申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更是将慈善史研究推至新的高度，将慈善置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下，开辟了慈善史研究的新蹊径。慈善通史无法全面解决慈善的社会面向，使慈善史研究更接地气朝向社会民众，这一点恰好由慈善义演作出一定的补充。重大项目研究产生了一批相当重要的成果，大致而言，社会史的慈善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的慈善义演研究各有千秋，皆揭示出某些复杂的时代具象。社会史的慈善研究侧重于慈善制度、组织机构、人物群体等，而慈善义演则更为深入地揭示出慈善行为的主体即人的存在，以及与人相关的认同、关系等。同时，从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从慈善到慈善义演，也是研究学术自然递嬗的结果，使慈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皆有突破。

慈善思想本属慈善史探索与研究的重要部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学界即探讨颇多。古代或近代慈善思想内涵与发展、某些人物的慈善思想、儒释道慈善思想等皆为相对热门的研究话题。如周秋光以系列文章考察中国慈善思想的渊源、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儒释道诸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还专门论述过熊希龄的慈善教育思想①。曾桂林则初步探析了伊斯兰教慈善思想②。如此慈善思想研究呈立体多面并达至一定高度，不仅丰富了慈善史研究，也深化了思想史研究的议题，使慈善史某些研究内容可归入思想史。曾桂林将观念史理论方法引入慈善研究，概述近代中国“慈善”到“公益”的观念变迁③。慈善观念的研究具有典型的跨领域意义与价值，观念史方法的引入只是慈善思想史研究最新进展之一面，其他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理念的考察更夯实了思想史角度的慈善研究，抑或思想史研究本身应将其他专门思想纳入研究范畴，从而推进跨领域融合。

理论方法的创新与研究领域的拓展相辅相成，两者互相推进发展，慈善史研究中新理论方法使用的同时，也拓宽了慈善史研究领域，使已往较少或不为人关注的侧面成为研究重点。若说思想史视域下的慈善研究为题中应有之义，那社会文化史关照下的慈善研究则直接使某些议题成为特色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史被归入社会史范畴，就纯粹概念而言，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截然不同，中国学界的社会文化史其实即西方学界所言“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定义更适合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至少不会让人感觉过于陌生不适而排斥。无论社会文化史抑或新文化史，皆有许多新的话题不断涌现，慈善史研究也不例外，如研究慈善组织的时空特征④、“慈善”的语源⑤、慈善与话语关系等。这类研究不断推陈出新，进一步拓展慈善研究领域。当然，若言这些研究较为零星，那么慈善义演则大大推进了社会文化史视域下的慈善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彻底改观以往慈善史研究。

据笔者搜索慈善史已有研究成果，真正从视角与领域实现双重突破的即慈善义演研究。慈善义演为从社会文化史关照慈善史研究提供了绝佳视角，且不同于已往，慈善义演以大量研究成果成为近年来慈善史研究的亮点⑥。思维、视角的转换使慈善义演研究迥异于以往的慈善史研究，身份认同、文化传播、都市空间、社会网络、形象展示等词汇频频出现于研究成果之中，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且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慈善史、社会史研究。

郭常英的慈善义演研究展示出立体图景，基本架构起慈善义演的多维画面，在其编著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⑦一书中，“研究编”以“慈善义演之文化”、“慈善义演之力量”、“慈善义演之实践”为纲，论述慈善义演相关议题，如“慈善义演之力量”则包括有传媒、报纸、学校等主导力量，虽有进一步丰富的可能，但已呈现基本层面。其后她又全面论述“慈善义演参与主体”⑧，进行了深刻理论思考，并从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定位慈善义演⑨。值得关注的是，她也在不断调整和更新慈善义演研究的某些观点。如开始强调“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是时下学界所认为的‘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眼光向下，关注‘中等人物’为其突出特点”①。最新所言则略有不同：

慈善义演研究貌似属于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然而，深入考察后可知，其并非仅是“偏爱人情恒常的物质、消费”一类“不大见人”的研究。义演活动的组织与举办，既有社会名流的参与，也有不同阶层社会团体的参与，如各类慈善团体、大小商会、青红帮、宗教团体、艺人、票友、学校教育机构等，参与组织者和主要演员多数为社会知名人士，不少人算得上“社会名流”和“艺人名角”。在京津沪等中心城市及一些经贸发达城市，义演更为集中。我们甚至不能否认，在诸多募捐义演活动的背后，还会有组织者无法撇清的政治意图或商业意图等。在一些影响颇大的慈善义演活动中，活跃着不少“大人物”及其家眷，中产阶级也有不少人物参与其中，如政界人物、商界人士、文教界人士等。慈善义演以娱乐面貌出现，往往成为吸引民众追逐和观赏的捐赠活动②。

慈善义演并非纯粹的“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显然也有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参与或干涉，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关于慈善义演的认识将进一步深化，其研究也将更为客观丰富。慈善义演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将对观点与认识进行不断修正。认识的变化意味着随研究的推进，更理性而客观的论点产生成为可能。当研究对象确定后，如何选择并确定研究视角与方法直接影响到研究实践，若欲更立体而客观地观察慈善义演，不应局限于方法门派，更应该从拓展研究的角度思考。诸如认同、空间、网络等亦是“新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论题，能否寻找到慈善义演与思想史的某些契合点，则应成为思考的重中之重。慈善义演研究在进一步推进的同时，自然地与其他学科方法产生交汇，亦是研究发展的天然脉路，也只有跨学科观察慈善义演才能使之获得更为广博的研究基础。慈善义演的思想史研究能为其提供更为深刻的认识，使慈善义演呈现出更为立体的面相。

二、思想：慈善义演的深层面相

若慈善有思想可言，那慈善义演作为社会性活动也肯定蕴含有内在思想。慈善义演本身即社会思想的呈现方式，思想无法做到不言自明，需要一定的载体进行呈现。如报刊、图片、器物、影像等皆是思想呈现的重要载体或方式，而慈善义演也承载着思想，只是更偏重于社会，因慈善义演的客体为社会民众，其筹资也最终落实于社会慈善。慈善义演与思想有所关联，则应更多的从“思想载体”角度进行解析，从而明晰慈善义演所处位置。具体而言，则体现于以下三个层面：慈善义演是否受思想影响而有思想资源的指导；慈善义演的思想蕴涵；慈善义演如何传递思想。

慈善义演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有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源起时间或有地域之别，如1877年上海宣扬演剧筹款思想③，同年4月15日上海鹤鸣戏园开始慈善义演实践。京津地区则到1906年才燃起演戏筹款的星星之火。缘由也有所不同，上海为“演戏助赈”，京津为“剧资兴学”，且“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似乎与上海呈一种平行的发展态势”④。直到1906年、1907年“徐海水灾”发生后，南北方的主要代表城市才表现出“共同助赈”，慈善义演遂聚沙成塔⑤。中国慈善义演之源起时间与缘由实能观察当时的思想背景，上海慈善义演的出现恰有当时报人发表《论演戏救灾事》为先导，试图引介西方慈善思想和方式，将慈善义演赋予提振国人精神和国民意识的蕴涵。上海慈善义演的出现为“赈灾”，京津以筹措庚子赔款的“国民捐”运动为先导，国民义务观念与国民思想得以强化⑥，不过各地慈善义演的思想底色依然大致相同。清末民初在中国传统思想、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的意识发展，社会民众的主体意识初步觉醒，逐渐有了责任与义务感⑦。正因国民思想与意识的推广、普及和流行，才为西方般的慈善义演出现奠定了基础。

近代国人国民意识与国情有关，用“内忧外患”形容近代中国国情并不夸张。岳鹏星将晚清慈善义演的发生归于“内生性历史因素与外在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为：“都市经济生态环境的变动”；“都市娱乐业的繁盛”；“近代义赈的兴起”；“西方慈善理念的注入”①。他强调的西方慈善理念为国民意识因子之一。国民意识应还包含有社会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西方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某些“文明”因子，特别是在华的租界，在传播“文明”上往往有“租界展示”的作用，便于国人接受西方文明。如此，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却有着某些悖谬处，即侵略的同时也传递着“文明”。就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而言，若只有西方慈善理念尚远远不足，其中也应有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仁爱思想，正是多种思想资源的共同影响下慈善义演才最终出现并风行，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部分和慈善筹资的重要措施。当然，此仅根据已有研究分析慈善义演应有相关思想为先导，不主张彻底的思想先行，但肯定思想作用。而这些思想由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并产生，“古今中外”才能形容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为何已有研究皆非专注于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问题，往往只是无意提及，值得思考的同时却提供了引人深入的新径，既然有人物慈善思想、儒释道慈善思想等，那这些思想对慈善义演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也发人深思。

不仅慈善义演的最初出现可进行思想资源的追寻，地域性慈善义演或慈善义演个案皆能进行思想资源的探究。时人关于华洋义赈会发表感言，多言及思想层面的内质，包括有“儒家亲亲，墨家兼爱”，还有西方的“人道主义”，能行“上帝好生之德，抱怵惕恻隐之心”②。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的人道主义等皆用以解释某些慈善现象，用以理解“义赈”行为。诸多慈善义演举行前，报纸往往会宣传因天灾人祸，激起“仁人悯恻”，才希望出于公益慈善之心演剧募款，所谓恻隐之心应属思想资源。其他还有宣扬爱国思想者，如1925年五卅沪案发生后，天津“法界华商新新戏院同人，素具爱国热心，此次对于沪案发生，尤深愤奋”，于是开演义务电影以“票资悉助工人”③。慈善义演个案的思想资源或有差别，从较长时间段而言，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大致还有阶段性差别。将慈善义演与思想结合，或能呈现慈善义演思想资源丰富而多样的面相，推进和深化慈善义演研究。

不管从何种角度理解慈善义演，不管慈善义演为自发抑或自觉行动，不管慈善义演出于公益仁爱抑或政治商业目的，从慈善义演事件本身而言，出于各种缘由的慈善义演具有公益慈善仁爱理念则是基本事实。若从受助民众出发理解慈善义演，则更应注重客观资助效果，慈善义演蕴含的爱国济民情怀值得赞赏与肯定。如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系培养人材机关”，但于“地方公益、人民痛苦无不尽心补救”，于是因“湖南醴陵攸县一带水火刀兵，灾民惨不忍言，特排就文明新剧”开演以募资④。思想资源与客观行动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如此从主观与客观角度对慈善义演事件进行思想解析，颇能观察到思想蕴涵的复杂性。

近代中国慈善义演作为事件而言，则有组织者、表演者、捐助者、管理者各方参与，诸多角色的思想问题直接影响到慈善义演，值得追本溯源，探究其影响的方式。慈善义演也能从思想角力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明确各方思想在其中的交织与作用，较之义演的角色分析可能更加复杂多义。组织者出于何种目的与理念进行慈善义演值得细究，除了社会担当意识、仁爱之心外，或许也当考虑其“私心”。表演者是否能恰当理解组织者的理念，出于名利抑或其他原因；捐助者有无将自己思想灌输至义演的可能，与组织者、表演者形成互动；管理者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有无体现思想的方式，管理思想与慈善理念间有无矛盾处。慈善义演参与各方所呈现的思想角色与互动，以及其思想的复杂性等问题，皆需细致考究，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慈善义演个案才能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析，背后的“人情世故”又是关键之处。

近代中国的慈善义演蕴含的爱国爱民之心，后来随着民族矛盾激化演变成显露的民族主义。慈善义演强调“义”，而如何才能产生“义”，即“义”的动力源泉何在，与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只有当社会危难国民意识滋长才有可能形成广泛社会层面的“义”，从社会实践上实现“寓善于乐”进行慈善义演，正所谓“实于娱乐之中含有慈善之意味”⑤。爱国爱民之心的客观存在贯穿于慈善义演的整个过程，其他所谓“私心私利”应被排除，也只有如此才能理解慈善义演的真正思想内涵与核心主旨思想。爱国爱民思想的展现可能存在慈善义演的个体差异，如何具体呈现也需要认真分析，但思想底色应基本确定，才能对慈善义演进行思想定性。若就慈善义演之发源而言，无论赈灾抑或兴学，皆属对内的爱国爱民情怀。抗日战争爆发后，慈善义演蕴含的慈善意识具有民族救亡的属性，含有典型的对外民族主义内涵。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主义思潮也逐渐兴起，正因如此慈善义演具有唤醒社会民众爱国意识与救世情怀的双重功效。慈善义演将民族主义社会化的同时，也形塑了社会的集体认同。从较宏观角度出发，慈善义演中所蕴含思想的阶段特征与时代演变也值得进一步思考，不同时代慈善义演的思想内涵定有其侧重点。爱国爱民之心与民族主义情怀之外，某些慈善义演个案还存在宣扬其他理念与思想的可能，或有地方思想特性，皆应进行细致而微的具体考察。

慈善义演与思想的互动，最终应落实到慈善义演如何传递思想，作为思想载体的慈善义演怎样为思想传播服务。慈善义演本身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有一套完整体系，在实践中实现思想传播与整合，慈善义演需要各方角色参与才能完成思想的表达。慈善义演的组织者将自己思想反映到义演的操演中，完成思想展示。从慈善义演的结构组成到思想内涵，可将之视为一个象征系统。慈善义演的缘由、空间、人员、节目等构成意义体系。慈善义演皆有一定的缘由，为什么进行义演，想达到什么目的。天灾人祸、兴学救难等各种需要赈助的事务正是通过慈善义演而获得神圣价值与意义，并将之摆到舞台上公开操演，其蕴含的思想也成为重要摆设供众人汲取或吸纳。

慈善义演空间的布置也显得相当重要，空间营造出特定氛围，当对联、标语、设计等空间布置完成，思想也自然融入到慈善义演举行的空间，同时空间也被赋以思想内质。比如1917年中央公园为水灾劝赈游艺大会布置的各种场景皆展现出助赈思想①。人员参与成为思想渗透的重要表现，慈善义演有组织者、表演者、捐助者、管理者等，这些人员成为慈善义演所蕴含思想的最直接传递者或传播者，他们也是思想资源的提供者，较易形成一个个思想的涟漪影响周边人，并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义演的具体节目也体现出思想内涵。天津国民同志会沪案后约定新民新剧社借南广东会馆，演出《亡国痛史》、《华工血泪》、《五卅惨案》三本戏，此于“我们现在国家，实有极大助力，很可以启发各界爱国思想”②。某些慈善义演能否传递思想则最值得探究，或许仅为娱乐，希望“寓善于乐”，“善”并非经常性的能体现于节目内容，而是体现于“捐助”行动。其他还包括与慈善义演相关的广告宣传、媒体话语等，皆成为传递思想的具体介质。

慈善义演传递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动员社会民众，实现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③。慈善义演作为爱国爱民、民族主义情怀的载体，希望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捐助，实现义演的目的。慈善义演本身不能造成社会认同，只有附带思想内涵的慈善义演才能产生作用。慈善义演最直接的动员对象为社会民众，希望他们参与活动，并接受其宣传的内涵和理念，形成社会对慈善义演的认同感，进而塑造集体记忆。慈善义演动员社会民众有时属有意为之，需要制度安排与保障，并非完全出于主动自愿。有时受媒体鼓动与宣传的因素也很大。慈善义演所蕴含思想的动员方式可分为隐性动员和显性动员。隐性动员并不一定能看到思想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慈善义演中的思想往往属于该类动员，因为思想正是通过慈善义演这一载体，润物无声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当然也不排除慈善义演中思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显性现象，被揭示后再广而宣之，并希望为社会民众接受。各方参与者皆有可能成为思想阐发与揭示者。当然，最终目的只为达到社会认同的效果，通过慈善义演营造出慈善氛围，能“培育人们的文明意识、义务思想和国民精神”④，即国族认同感。

三、互动：义演思想的社会实践

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意义体现出一种互动性。笔者将慈善义演视为思想的传播载体，从而观察其思想史意义，并以三个“互动”概括之。

第一，政府意志与民间思想的互动。慈善义演中政府与民间皆扮演有相应角色，而政府意志能通过慈善义演与民间思想进行互动。换言之，慈善义演是实现政府意志与民间思想互动的媒介。政府意志与民间思想的互动必须通过一定媒介进行，而已往的思想史研究对此关注不够。如思想史视域下的报刊史研究，往往注重报刊所刊载的思想，而未将报刊视为思想的载体，从而观察报刊在思想传播上所起作用。同样，报刊读者对思想的接受与反馈皆有同等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如笔者的纪念仪式研究，成为国家政权、地方政府传递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而观众的参与和反应也能影响到仪式操演。国家政权、地方政府通过慈善义演传输某些思想，从而达到自身目的，希望能影响到义演其他参与者的思想。反之，义演其他参与者的思想观念是否对国家与政府的意识形态塑造产生反馈作用也应探究。1922年长沙体仁医社、警厅通过“演戏筹赀”形成互动。警厅设检查所“以谋公共卫生，维护人民生命”，体仁医社为“防疫施药”演戏筹款，警厅以“事关公益，嘉乐善好施之诚，准予试演”①。若将义演的表演者、捐助者等非政府人员或非政府机构视为广义的民间，那通过慈善义演形成的“社会网络”自然能形成彼此的思想互动。

第二，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互动。首先此处应明确精英并不等同于政府，大众也并不等同于民间。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即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关系问题，精英思想应源于大众并高于大众。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精英思想研究，即思想家或精英人物的思想，大众思想研究相对被忽视。有不少研究者喜欢用某某人物的思想与实践，或某某思想的实践来开展研究，却忽视了实践的对象，缺少实践的落脚点。当然，若真能把握思想实践的本质，则不难形成精英与大众的互动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并有“民史”概念的提出，其中大众思想研究也进入某些研究者视线。大众思想很难捉摸，并因史料缺失，往往很难展开。但从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互动的角度观察大众思想则有其可能，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产生与传衍是一个互动过程，某种精英思想的流行往往受大众思想与文化滋养，甚至可能直接源于大众思想与文化。慈善义演能成为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沟通的桥梁，并形成互动场域。如慈善义演的“慈善”立于大众而言，更多用“恻然悯之”、“仁心”、“恻隐之心”、“怜悯”等，立于精英则用“公益”、“爱国热忱”、“爱国热心”或“慈善”。因慈善义演的参与者包含有各方人士，本身属于社会化事务，其中包括精英与大众的互相观察、理解、态度、立场，乃至批评，这些也是互动的体现。

第三，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根本而言，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意义在于最终实现对近代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观察，此亦是慈善义演脱离纯粹的思想范畴，成为思想与社会交流的重要场域。慈善相关思想正是通过义演进行社会实践，所以，慈善义演以往被纳入慈善史、社会史研究范畴，其他研究方向的学者少有涉猎。若将慈善义演视为思想与社会交通的途径，拓展义演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回归到慈善义演理应占据的地位。新文化史主张并实践着跨学科研究，其理论方法本属多源，有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倡导理论的交织，包括文化学、人类学、文学等多学科方法的广泛使用，使史学变得越来越有趣。过去划分领域的思想史与社会史在新文化史的关照下也有了融合的可能。笔者分析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现状时，即发现存有两种研究路径，即思想史与社会史路径的历史记忆研究，并有诸多研究属于两者通融交汇②。这些皆能启发慈善义演研究，过去强调社会史路径的慈善义演研究，而思想史路径的慈善义演研究有无可能、两者结合的研究能否实现值得深思。研究本无畛域，只有方法之别，慈善义演的实际情形也是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慈善义演本有思想层面的内涵，也是社会实践的开展，思想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思想化皆能在慈善义演中得到体现。慈善义演中的思想通过操演能形成社会认同，而社会的集体认同往往又能形成思想。当然，其中的诸多微妙处值得深究，如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误差和不一致性。

综上所述，从思想史角度省思慈善义演，是慈善义演研究深化的发展路径使然，随着慈善义演资料的不断发掘，利用其他学科进行分析显得相当必要。慈善义演属于慈善史研究中相当专门的领域，也是全新的研究内容，以往关注相当之少，而以思想史进行观照则能给慈善义演研究某些深层次的启迪，拓展研究思路。从思想史角度省思慈善义演，同时也是拓展思想史研究内容的重要方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融合将开辟思想史新的研究路径，发掘出诸多新议题，并进而突破某些研究瓶颈，实现新的学术增长。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