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荆州学——诸葛亮治国之道

纵观古今中外之历史，伟大政治人物在从政期间所施行的政策，往往会体现他年少修习时所处的学术环境，或所修习的理论。晚清时洋务运动与实业的大发展离不开19世纪20年代引发经世致用思潮的《皇朝经世文编》；欧洲近代各国的民主化与辉格主义思想有关，这种思想主张把国民区分为受统治者与统治者，而非把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人看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20世纪，马克思的学术理论更是指导了很多国家的现代化。

1826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

这不禁让我们去观望更为古代的政治家们。他们的执政思想并非凭空出生，而是在理论修习与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最终变成今人从史书中看到的那样。而其源头，则是他们在修习时代所处的学术环境。若希望能更好的理解某人物的政治观，除了考察他的从政实践经历外，还应追本溯源，从其所处的学术环境入手，以便达到更深的理解。

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几个历史人物之一，诸葛亮向来是中国史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重要角色。关于其施政措施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本文试图抓住其中一个侧面，从诸葛亮年少时所处的学术背景——荆州学派来谈论诸葛亮施政思想的渊源。

何为荆州学派

190年，孙坚在起兵讨伐董卓的路上，趁机击杀了与自己有私人矛盾的荆州太守王睿。

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孙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失去刺史后，荆州马上陷入政治真空状态，政府崩盘，盗贼横行，地方豪强四起。时任丞相董卓“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将刘表派往荆州。

刘表刚至荆州，手中几无任何政治资源，于是，他“单骑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划”。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刘表很快平息了荆州的混乱状态，重建秩序。

刘表

在任荆州牧期间，刘表最重要的政绩要数他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他仿照东汉中央政府设立的太学，在荆州建立起大量学校，“博求儒术”，并设立专门的学校管理机构——文学；刘表亦召集群儒编写解经的《五经章句》，作为官学中的教科书；广泛从私人藏书家手中征集书籍，大大扩充了官府的藏书量，供官学生员阅读。

游戏《三国志》中的刘表

随着荆州文化领域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一种颇具特色的新学派——荆州学派诞生。此学派包含大量荆州名士，如作为《五经章句》主要编写者的宋忠、綦毋闿。另有从外地前来避难的大儒，例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研究《左氏春秋》的颖容。由于荆州学派是在刘表的庇护与资助下发展起来的，其中的核心人物就自然而然的加入了刘表政权，成为刘表在荆州的统治基础。

荆州学派的特点

东汉末年，中央权力衰微，无力控制地方，再加之荆州距离中央地区本就不近，受到的学术影响较小，这些因素导致荆州学派与东汉官方经学有很大差别。而这些差别，也正是荆州学的精髓所在。

东汉时期，儒学家延续了西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古文派重视训诂，主张对孔子故居中挖出的古文尚书进行细致的精读；今文尚书派则以秦末汉初的学者伏生口述的尚书为标准，更加注重阐发微言大意，而不重视训诂。不过，古今文之争主要在学术领域进行，在政治领域，今文尚书派占据了极大优势，官学中的学官皆为今文尚书派。

秦国博士伏生，述今文尚书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长期作为官方学术的今文经学由于缺乏现实关怀，渐渐失去了原本的旨趣，也变成了繁杂琐碎的训诂学。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时，荆州名士们将其摒弃，他们发现古文经学不仅有训诂的一面，也有简约自然的一面，更利于阐发义理。在荆州学派的努力下，在荆州大为发展。

古文尚书

除了修习古文经学以外，荆州学还有一个特点：重视经世致用。刘表刚入荆州时，名士蒯越建言：“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君诛其无道，扶而用之。”这个建言奠定了刘表的执政风格，他虽为一介书生，其治国手段却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他上任第一件事，便是诱各地宗贼前来，然后一并诛之。接着，对剩下的宗贼进行说服，迅速平定荆州。最后，收买荆州附近的军阀（黄祖、张绣等），令他们臣服，作为孙家、曹操与自己之间的缓冲带。

臣服于刘表的军阀之一——黄祖

这种经世致用的风气影响了学术界。荆州学虽为儒学的一部分，但与官方儒学不同，荆州学并不注重儒学的宗教性。比起对儒家道德、伦理纲常的强调，荆州学更加强调如何将知识用于现实实践之中。荆州学派的学者们除了修习古文尚书外，对尚功能、重法术的法家思想，以及重视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也有涉猎。各种学派的结合，让荆州学脱离枯燥的道德训诫，转变为灵活的现实工具。

诸葛亮与荆州学

上文讲到，荆州学派的学者们大多进入刘表政权。实际上，在襄阳地区，还有一组文人集团与刘表政权划清界限。这群人以司马徽、庞德公为代表，承担了荆州学的一翼。但在对各种现实问题的态度上，他们与刘表政权内的荆州学人士大相径庭。荆州集团更加注重知识的实践性，司马徽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把追求纯粹学术的儒生（如宋忠等人）与注重实务的俊杰分个高下；荆州学派对刘表的宽政普遍评价不高，主张以刑法进行严治。

由于以上分歧，襄阳集团的荆州学人士常常避讳与刘表政权发生关系，司马徽拒绝加入刘表，避免与他谈话（“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世说新语·言语》引《司马徽别传》），诸葛亮宁愿加入实力不足的刘备。

襄阳集团的重要人物——司马徽

作为襄阳集团中的名士之一，诸葛亮自然继承了襄阳集团的特点。在诸葛亮的从政经历中，很容易看到襄阳集团荆州学的影子。诸葛亮出山时，最著名的作品并非阐发义理的学术著作，而是坐观天下大势的战略作品《隆中对》，足见其理想与旨趣集中于“时务”——天下的统一之上。

刘备入蜀后，诸葛亮参与编撰较为严厉的刑法《蜀科》，以此整顿益州的混乱局面。法正曾提议缓用刑法，提倡东汉的宽治。主张严政的诸葛亮反驳“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与之相反，他主张善用刑法“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

益州集团人士法正，主张宽治

街亭之战后，诸葛亮斩杀一直培养的马谡，并自降三等。他给刘禅的上书中称：“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诸葛亮称，自贬三级的原因是“春秋责帅”，其出处即为作为严政经典著作的《左传》。

结语

综上所述，诸葛亮的治国之道承袭了荆州学中的一个分支——襄阳集团的特色。他善用法家，主张严政、关注现实的执政特色皆是出于其年轻时所处的学术背景。通过对荆州学的分析，我们追本溯源，探讨了诸葛亮的执政思想源头，对诸葛亮的理解也能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