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挑战6》五组联盟，仅剩一人被孤立，网友：不如退出！

每当谈到教育与游戏，总会有人说是游戏害的他家的娃不爱学习、浑浑噩噩、出现暴力倾向……甚至是颠倒虚拟与现实。家长与游戏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止，更是有人传播谣言说六一全面封禁网络游戏。

在部分人眼中，游戏=精神鸦片。

近日，《安徽高速之声》的一条新闻再次挑起了争端：初中生玩游戏充值1.3万，腾讯以二次退款不受理为由拒绝了家长的退款申请。其实早在去年三月，这娃就悄悄用父母的身份证注册游戏并多次充值，被发现后父母通过客服追回了大部分，并停封账号。一年后的现在娃和家长都故伎重施，而腾讯却表示拒绝受理。

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大额充值虚拟游戏退款需要进行举证，而厂商第一次并没有因家长不能举证而拒绝退款，合情；第二次了厂商才在家长无法举证的情况下拒绝受理，合理。然而这种合情合理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家长们的认可——重心一转，又回到了游戏害人的话题。

对孩子价值观扭曲的大病置之不理，却要揪着游戏退钱的小问题不放，难道游戏把这个黑锅背了孩子就会好起来了吗？

为何如此愚昧的思想，也会在不负责任甚至负责任的家长中广为流传呢？

1991年社会学家斯考特·费得提出了“友谊悖论”现象：将每个朋友按“等级”排位，提起某事时你最先想到的朋友，他的“等级”往往要高于你本人，也比你更接近社交网络中心。它经常让人们过高的估计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比如看到喜欢“网红”们抽烟、酗酒时，即使周围小圈子的人不这样，我们也会认为在更大的圈子里大比例的成员都在抽烟、酗酒。

1991年 Baer 在他的研究“Biases in the Perception of Drinking Nor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大学生群体中饮酒行为观点上的偏见）”中发现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说他的同学比自己喝酒更多，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有学者对美国100多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们都普遍对抽烟、酗酒、吸毒等有着过高的估计，甚至认为周围一定有同学沾染着这些。

在2018年的游戏作品《群体的智慧与愚蠢》中，作者 Nicky Case 用一个简单的酗酒者模型做出了解释。

图中橘色球代表酗酒同学3人而灰色球代表非酗酒同学6人，连线表示他们互相认识，在这样一个关系网中每个人的酗酒同学都大于50%，而事实上却仅有三分之一。这就是多数错觉（友谊悖论）的雏形，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坏的、极端的东西似乎比实际情况更普遍。

斯考特·费得在他的“友谊悖论”中将整个社会关系简化为一张充满圆点连接的动态图，游戏中也完全贴合了这点。不过，用心的话，会发现这九个人之间的关系极具特殊性——不酗酒的同学竟然互相不认识！如果把酗酒换成愚昧或智慧，另一类人又互相认识，那它还传播吗？

作者在接下来的交互中加入了简单传播、复杂传播、内聚(小圈子人互相认识)、桥接(连接两个圈子)等，最终达成了“小世界网络”模型。

“小世界”源于Travers 和 Milgram1961年的实验：平均来说，在美国任意挑两个人，他们之间都可以被六个间接朋友联系起来 ，也叫六度分隔理论。

达到最低信服度后人们都会向朋友传播，先以一个人先传播为一个圈子，再以一个圈子传播到另一个圈子。如此，一些极端的、实际很少情况在人们眼中变的普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家长眼中会有那么多娃因为游戏走上了不归路。

事实上，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没偷偷去泡过黑网吧呢？这是自制力或者其它心理素质的问题，能被游戏毁了的孩子，即使没有游戏还会有形形色色的诱惑，一样都会毁了他。

《偏见》原作名为《多边形的故事》，是火树游戏工作室继《信任》之后的一款手游，二者同上文的《群体的智慧与愚蠢》一样，原作均是由新加坡独立游戏开发者 Nicky Case 和 Vi Hart开发制作的。他们的做法非常慷慨，这种互动讲解式游戏被投放至公有领域，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展示甚至是修改源代码，且不要求必须署名。

也是其教育意义和慷慨，使得这样优秀的作品能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由国人翻译者汉化为网页版后，被火树游戏工作室、金蝉工作室等搬上移动端。

目前火树因自己做的游戏普遍口碑较差而靠《偏见》、《信任》撑评分，同时他们对玩家提出的优化意见向来都是“你说的对，我们下次就更新”这样的空头支票，因而常被玩家们戏称为“火树汉化室”。

《偏见》的模拟器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迎合，它源于曾获诺贝尔奖的博弈论专家 Thomas Schelling的一篇博士论文“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离析动力学模型)。在游戏中，黄三角和蓝框框分别代表观念对立的两种人，随机分布在一片区域内。玩家体验过交互与介绍后，可以在沙盒模式中调节模拟器的偏见值——不能接受周围有超过多少人和自己不一样，然后两种人开始按规则移动同时展现先两派别的分裂程度，直到全部达成要求。

当我们调至40%(能够接受60%的偏见，已经很低了)时，分裂程度就达到了71%；调至73%时，分裂程度达到峰值会在90%~96%晃动。小的个体偏见会直接导致大的群体偏见。

而如果我们将规则改一下：“如果＜40%或＞70%的邻居和我一样，我就移动出去”，让多边形在喜欢同类的同时又需要一些异类。这样偏见双方的分裂程度则降低至0%~10%，同时还会有人不停地换位置遇见新的朋友。

正如 Nicky Case 所说“如果你们全都是三角形，那么在您一生中会错过不少正方形，这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事”

如果一个小偏见能够形成困局，那一点点希望融合的方法也能够改变这一情形。家长们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督促着游戏厂商的行为规范，游戏的存在似乎也在检验着孩子们的控制力以及你的教育，与其极力诟病甚至是消灭，倒不如合理存在。

法国心理学作家旁勒的著作《乌合之众》曾掀起一阵批判群体的热潮，在旁勒眼中群体是盲从、是残忍、是偏执和狂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中国图书市场极少常销不衰、不断再版图书之一的《乌合之众》，在2016年前的九个月里被译林出版社、北大出版社、现代出版社等至少6个出版社推出新版，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乌合之众》的“乌合之众”。

事实上，《乌合之众》在它的序言中就已经明确了指出了文中缺少考究的实验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够广为流传则是因为旁勒出色的洞察力和思考能力。当作艺术来看算是不错，但当成学术的话似乎有些不妥。

相比之下《群体的智慧与愚蠢》中的模型更为切实，虽然群众能够传播好的、坏的东西，但传播临界值（周围有百分之多少人认定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确定）的加入更形象地展现了人的自主思考能力。有了传播临界值，群众有了在智慧与愚蠢之间选择的能力，正如牛顿所说：

“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