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实际上是偶然发现致命神经毒剂的人。
1938 年底，德国科学家格哈德·施罗德负责发明一种更便宜的杀虫剂，以杀死破坏德国农田和果园的象鼻虫。通过将磷与氰化物混合，他研制出了一种毒性太大，不能用于农业目的的物质。
在施罗德的雇主、制药集团 I.G.Farben 告知德国军队他的发现后，一些给军队留下深刻印象的科学家将这种液体命名为 “tabun”，这是德语中的 “禁忌”一词。回到实验室，施罗德又做了一些修改，想出了一些更有毒的东西。他把这种新物质叫做沙林（sarin），是开发这种物质的四位科学家名字的缩写。
希特勒在检阅军队
一直到二战结束时，纳粹德国生产了大约 12000 吨这种致命的化合物，足以杀死数百万人。从冲突初期开始，高级军官就敦促希特勒使用沙林打击他们的敌人。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希特勒拒绝使用它作为对抗同盟国的化学武器。
在《华盛顿邮报》上，一些历史学家将这种不情愿归因于希特勒本人在一战期间的经历。尽管德国在 1915 年 4 月伊普尔战役（Second Battle of Ypres）期间率先向法国军队释放氯气，但英国和法国在大战期间也会使用氯气和芥子气，这引发了人们对化学战新恐怖的普遍愤怒。
历史学家伊恩·克尔肖（Ian Kershaw）在他的传记里描述了希特勒是如何在 1918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晚上在伊普尔附近遭受芥子气袭击的：“他和几个同志在一次毒气袭击中，从挖掘出来的地方撤退，他们因为毒气导致部分致盲，只有通过互相依偎和跟随一个受影响较小的同志才能找到安全的道路。”袭击之后，希特勒从弗兰德斯被送往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一家军事医院，在那里他将得知德国投降的毁灭性消息。
一战期间，希特勒穿着他的战地制服
希特勒会因为道德理由反对在战场上使用毒气的观点，似乎与纳粹有计划地使用齐克隆B和其他化学药剂的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消灭在毒气室里有数百万人。但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也几乎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表明希特勒的战时经历与他 20 年后不愿意使用沙林对抗盟军有关。
可能还涉及到其他因素。闪电战到目前为止，军事战略是成功的，包括坦克和轰炸机的突然袭击和步兵的迅速入侵。如果这些轰炸机使用沙林或其他化学武器，他们将污染的地区，他们的部队将不得不进军。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一定知道，如果他使用化学武器，他的敌人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英国首相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使用这种武器来缩短军事冲突。 1919 年，当他还是英国的战争部长时，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无法理解这种对使用毒气的恐惧。” “没有必要只使用最致命的气体：气体的使用会造成极大的不便，会传播强烈的恐怖，但不会对大多数受影响的人造成严重的永久性影响。”
历史学家 Richard Langworth强调的丘吉尔认为使用（非致命的）化学武器实际上是一种更人道的战斗方式。在大约同一时间写的另一份备忘录中，丘吉尔认为：“毒气是比高爆炮弹更仁慈的武器，迫使敌人接受一个比其他任何战争机构都少伤亡的决定。”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总是准备使用化学武器，但前提是敌人首先使用化学武器。1943 年 2 月，当伦敦得知德国人可能会在顿涅茨盆地（Donets）对俄罗斯人使用毒气时，丘吉尔致信他的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s Committee）：“如果德国人使用毒气，将以最大可能的规模向德国城市喷洒毒气作为报复。”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选择不采取这个办法——即使纳粹工厂秘密储存装有致命神经毒剂的弹药，甚至在战争的浪潮逐渐转向对德国不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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