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统计方式：首级记功导致明军战力沦丧

图：得了人头的明军骑士 对明朝士兵而言，敌人的首级象征着地位和财富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朝大将杜松率部1万人渡过浑河，向驻守在吉林崖的后金军发起猛攻。不仅杜松自己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的部下也是从边塞选出的精锐。因此在一开始，后金守军几乎无法抵挡明军的推进。可是，每当有后金士兵被击倒时，周围就会聚集起十几个明军争割首级（《建州见闻录》）。这一争不要紧，严重拖慢了攻势的进度。而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大股援军也在飞速赶来。由于杜松所部未能及时拿下吉林崖，他们和留在浑河对岸的2万明军，最终被努尔哈赤以优势兵力全歼。

杜松部的覆灭仅仅是整个萨尔浒战役的冰山一角，军士争抢首级也不是明军战败的全部原因。但争抢首级的现象确实说明，斩首记功对军队的作战效率存在负面影响。一代名将戚继光就曾对斩首记功有过如下评述：“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每斩获首级，常是数十百人丛来报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来报功，使众兵相望误认是败走，大家都走了。况一人贼首，数十人报功，若斩数十贼首，就该数百人来报，不知这阵上能有几个数百人，反是自误了性命（《纪效新书》）。”

明代是何时兴起的斩首记功

提起斩首记功，中国人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大秦帝国开创的军功爵制。商鞅变法规定：秦人只要在战场上斩获首级，就能取得财富和爵位作为奖赏。而在秦代以后，按砍脑瓜来计算军功，几乎成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通则。今人往往盛赞斩首记功的好处，认为这种制度不仅能鼓舞斗志，还能开通阶级流动的管道，实属我华夏民族英勇善战的象征。

然而，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史料极大丰富的明代，就会不禁对这个制度产生巨大的疑问。在军事鼎盛的明太祖、明成祖两朝，军功认定上反而不重视斩获首级。明太祖时对士兵的赏赐并无常规制度可依，后来虽针对抗倭设立过以“擒斩”数封赏的制度，但也没有要求按首级查验（《太祖实录》）。永乐时只针对哨探部队制订了斩首记功标准，其余部队则根据监军的临场督察，按战场表现分“奇功、头功、次功”三等（《大明会典》）。

明代真正开始重视斩首记功，反而始自战略上全面收缩的宣宗朝。宣德九年（1434年），专门就“南方杀蛮”制订了斩首记功标准（《武备志》）。到土木堡败没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廷又将斩首记功推广到北方，规定斩首一颗即等同于“头功”，并对之日益重视（《英宗实录》）。以至于正德三年（1508年）时，干脆废止了“冲锋”“破敌”“鏖战”等军功（《续文献统考》）。虽然明代以战斗表现记功并没有完全消亡，到明世宗在位时甚至被重新设立。但斩首记功的地位却从未受过动摇，并一直被当作中晚明考察军功的第一标准。与中国人的一般常识不同，明王朝斩首记功地位的上升，伴随着的恰恰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衰弱。

图：平番得胜图 斩首记功盛行导致战斗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割取敌人首级斩首记功何以越来越受重视

既然斩首记功会影响到军队的作战效率，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表现记功的衰微呢？明宪宗时担任兵部尚书的王复一语道破天机：“论功行赏，以当先、破敌这样的作战表现为奇功，以生擒斩首为次功，恐怕难以施行。因为生擒斩首，有实物可验，而当先破敌没有证据可凭。用战斗表现作为军功认定的标准，不免产生滥报的弊端。近日如凉州奏报军功次序，生擒斩首仅仅三十个，奋勇当先的却达到千余人，根本不足为凭（《宪宗实录》）。”

前文提到，永乐时规定战斗表现的审核由监军负责。如果以表现论军功不能做到真实有效，则很明显问题出在监军的官员身上。有趣的是，监军系统在世界军事史上普遍存在，将斩首记功摆在监军系统之上的却只有中国一家？究其原因，国家太大而又集权过度，是中国大一统王朝难以绕开的障碍。

根据邓巴数，每个人的社交上限都在15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法兰西的国王，还是大明朝的皇帝，你的亲信数量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于一个小国的君主而言，只需派出自己的亲信就满足监军的需要。而对于中国皇帝而言，身边的亲信根本不足以监督全国军队，他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系统。

可是，自上而下逐级授权的官僚系统，很容易形成欺上瞒下的包庇链条。古代又没有摄影机留下实体证据，按战斗表现记功，几乎得全靠监军自身的道德操守。假如君主本人的能力又比较平庸，以表现记功的弊端就会愈发凸显。成化年间，御史吕洪曾指出：“

镇守总兵等官，一遇调遣，就奏请增加在京军官以及自己家人随行，一面支给他们行粮，一面让他们安坐在军营里。遇到战事，功劳反而算这些闲人头上，夺了作战士兵的升赏。请求对这种行为予以禁止（《宪宗实录》）。”假如督察战斗表现的监军真能秉公执法，冒功现象又岂会如此严重？

图：平番得胜图 虽然战斗尚未结束，士兵却已急于割人头报军功

真正的解决方案

对明朝军队而言，依战斗表现记功，合理但缺乏可操作性；按斩首数目记功，便于执行却又影响作战效率。两种记功方式都存在严重弊端，似乎是个走不通的死胡同。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分封制国家的管理制度，甚至了解一下明朝自己的土司制度，就能很容易找到医治的良药——只要中央缩小直辖范围，给予地方更多自治权，则士兵的战功认定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

比如在土司制度下，守土官长不仅是领地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领内军队的主人。他们有充分的利己理由，做好辖内的军功认定。而且因为管理范围较小，管理效率也自然提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廷集结了湖广、四川、贵州等地的20余万大军，兵分八路围剿播州叛臣杨应龙。这20余万军队中，土司兵占了七成之多（《明史纪事本末》）。作为明朝的自治封臣，土司的部队均无斩首记功的习惯。许多战斗虽然歼敌数百，首级却无人割取（《平播全书》）。而且土司兵在平播战争中表现英勇，远好过明朝官军。其不以斩首记功，却能保障战力不衰，充分反映了放权自治的好处。

当然，中国皇帝们也并非不清楚集中管理带来的弊端。只不过增强地方自治，势必会削弱中央权威。和提高管理效率相比，皇权政府宁可将民众的血汗消耗于官僚系统的腐败，也要把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会对集权君主发出这样的感叹：“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皇帝），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