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征服世界第三极

六十年，一甲子，几代人。漫长的岁月总容易让大多数记忆沉入历史的长河，湮没无踪。但也有一些人、一些事，在被时间冲刷打磨后，更显熠熠生辉。一如60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不会忘记1960年的5月25日——那一天，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顶；那一天，人类首次经由珠峰北坡，站在了世界“第三极”上。

登顶

“1960年中国人是怎么上去的呢？我们冲顶的队员中有一人叫刘连满，他是消防员出身。到了这（第二台阶垂直岩壁）个位置，刘连满义无反顾地决定用搭人梯的方式，让队友脚踩在他的肩膀，他把队友一个个顶上去。就这样，中国登山队的队员，通过搭人梯的方式，跨越了阻碍英国(登山者)21年的第二台阶，最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完成了登顶。”自学生时期就酷爱登山的“90后”何鹏飞，如今已是中国地质大学的老师，中国登山精神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说起60年前的那段历史，何鹏飞打开了话匣子。

“同样的路线，英国人在21年的时间，尝试了7次都没有成功。英国著名登山家马洛里就命丧珠峰北坡，你可以想象有多难。”

实际上，从1921年-1938年的27年时间里，当时的登山强国英国一直在尝试从北坡“征服”珠峰。在经历了七次失败以后，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线”、“死亡的路线”。但“否定式”在1960年的5月25日戛然而止。随着中国人登顶，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历史被打破。

当然，中国登山队员为此付出了全部。攀登的过程，比你的想象更加凶险：

在进行最后的冲顶前，登山队经过几次行军才艰难推进到海拔8500米的高度，建立了突击营地。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队员受伤倒下，包括队长史占春；在最后的冲击开始前，副队长许竞体力不支只能留在突击营地，王富洲临危受命带领队伍登顶；“搭人梯”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用去了数小时时间，这直接导致刘连满在登上第二阶梯后无法继续向前；脱下登山鞋第一个登上垂直岩壁的屈银华，后来因为严重冻伤被锯掉了后脚跟和脚趾……

这些故事在后来60年中逐渐为人所，但另一次并不常被人提及的危险发生在登顶成功后的下撤阶段。其间王富洲出现滑坠，他下意识使用冰镐制动，但没有成功，随后整个人失去了知觉。

清醒过后，王富洲发现一块石头卡住了绑在他和屈银华之间的结组绳，侥幸逃过一劫。

就这样，几次在生命线上游走之后，王富洲带领着最后冲顶的四人队伍返回大本营，正式完成了登顶任务。当时的队医翁庆章后来回忆，出发前，王富洲在向他道别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王富洲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仅带着胜利凯旋，15年后，他又带回了另一次胜利。

1975年，在测量珠峰高程的行动中，王富洲再次随队出征，并担任组织领导工作，帮助中国登山队顺利完成登顶。这次登顶不仅测得8848.13米的珠峰高度，还在当年搭人梯的第二阶梯岩壁上架起了一道近6米高的金属梯。在那以后，各国登山者来到这里，都会借助这架金属梯登上原本异常险峻的垂直岩壁。

这座帮助无数勇者完成梦想的金属梯，也被称做“中国梯”。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登山事业迅速发展，中外登山者以不同形式一次又一次从北坡“重返”珠峰之巅，包括2005年重测珠峰高程、2008年火炬上珠峰。每当诉说中国人的珠峰情缘，1960年的那次登顶，都会被反复提及。

英雄

如今再提起60年前的那次登顶，人们或许并不会像李鹏飞那般如数家珍，但不少人都会说出王富洲的名字，并在名字前加上“英雄”。

不过王富洲的女儿王毅在回忆当年那段历史时却说，对于自己的故事，父亲对她讲述的并不多。王富洲提到最多的是‘集体’，提得最多的是别人：“他总是说刘连满叔叔的这种牺牲成就了他们三个人的辉煌，他会反复提起屈叔叔脱下袜子攀登人梯，他还给我讲贡布叔叔给他们送的水果糖、牛肉干。他讲述别人的事情都特别清晰，好像没有自己什么事。”

“他从来不会凸显自己”，王毅回忆说，“大学时候，大家都在饭盆上写上名字然后放在食堂，而他就在饭盆上写了两个字‘无我’。他的这种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同伴的利益都在他自己前面。”

“像珠穆朗玛峰这种高山，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个人很难完成，你需要在和队友的互相帮助下，协作完成冲顶。”曾经带领大学生队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董范这样告诉记者。当真正站在第二阶梯下，看着当年架起的“中国梯”，想到几十年前，在技术、装备全面落后的条件下完成首次登顶，董范感叹：“那一定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持”。

何鹏飞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们的每一步，都不再是为了自己。”

“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毅说，“父亲走（去世）的那天下午，还在和年轻人谈话。他那时还在激励别人，但10分钟以后就离开了。”

“潘多阿姨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的腿摔了，一条腿骨折不能动。但她还不用人扶，一条腿蹦着去上厕所。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样的。纯粹，每个人都为了整个集体倾尽所有。只是历史给了我父亲机会，他用行动诠释了这种精神。”

攀登者

2019年国庆档，由新中国初代登山者事迹改编而来的电影《攀登者》被搬上银幕。票房证明，一甲子后，那段传奇的故事，至今仍旧令人着迷。

只是再提起珠穆朗玛，人们会想到那是世界的制高点，但似乎已不再有当年那种一经提及便与之俱来的畏惧感，不再是“被宣传的特别可怕”的高山。

一代代勇敢的中国攀登者，撕去了人类对珠峰的恐惧。

2012年，董范带领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实现登顶。

“现在登山运动已经逐步群众化、大众化。登山已经从一种事业，转型成一大产业。这种趋势让半专业的运动员乃至普通人都有机会去接触高山。这与经济、科技的发展分不开，”董范这样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一切的序幕，都始于1960年的那次登顶”。

何鹏飞也认为，正是由1960年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人的登顶开始，中国登山人一次次的冲锋，让世人对珠峰少了一丝畏惧、多了一分向往。

这是中国登山事业和登山产业迅速发展的60年，也是中国体育从专业化到大众化铺陈开来的60年。而这一切，包括一批又一批攀登者的涌现，正始于多年以前，像王富洲一样的攀登者。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王毅随手拿起了一本父亲的生平：“王富洲同志的一生攀冰卧雪，挑战崇山峻岭，接受大自然各种危险的考验，……以王富洲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登山家所创造的登山精神，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已成为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动力源泉。”哪怕再过无数个60年，这段历史也不会被忘却——1960年的5月25日，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

：中新体坛

编辑：申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