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朱高炽朱瞻基措施优秀，却在安南留下烂摊子

影视剧《大明风华》再度掀起了明朝热，剧中以孙若微、胡善祥的丑小鸭逆袭之路，后宫的波云诡谲为线索，暗中却是隐藏着同室操戈的残酷；先是朱棣发动了夺侄子皇位的靖难之役，后有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最终爆发的朱高煦叛乱。

而在这些人中，真正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稳定朝局作用的是朱高炽；《大明风华》是一部介于正史和野史之间的历史剧，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以朱家为叙事主体，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解读明朝的厚重历史，由梁冠华扮演的朱高炽，被称为史上最接地气的太子爷。

朱高炽以一副憨笑可掬的面貌出现，一直小心翼翼，唯唯是诺，周旋于父皇和兄弟之间，太子朱高炽怕父亲朱棣、怕两个弟弟、怕自己的媳妇张嫣，甚至连自己的儿子朱瞻基也敢当面数落他，本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风凛凛的储君，却是一副这样的形象，胆小怕事，遇到大事就撂摊子“辞职，回顺州，喂猫”，这不争不抢的态度，倒是明哲保身的高手。

其实，真实的历史上，朱高炽曾六次监国，朱棣征战在外，朝政和后勤保障都是由朱高炽来处理的，特别是在京城保卫战中，曾起到关键作用；明仁宗、明宣宗在大臣“三杨”辅佐下，出台一系列优势措施，由此开启“仁宣之治”；我们借助《大明风华》影视剧这个话题来了解下明朝第三任皇帝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

朱高炽对安南问题的处理

朱高炽在监国和皇位期间，究竟干了哪些事情，让历史家对其的评价极为肯定，其实仁宗朱高炽的治国，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突然病故而结束；这给明初守成治国的过程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变化，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洪熙之治”，却不得不延长到了宣德时代。

这也是历史中称之为“仁宣之治”的由来，为何仁宗只当了短短一年的皇帝就能够创造如此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他对内对外的各项举措，比如安南交阯问题的处理上。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

明成祖朱棣对安南政策决策失误

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仁宗采取安抚和征缴策略

仁宗朱高炽接受了这个大包袱，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

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而当时继承帝位的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二杨为安南问题出谋划策辅佐明宣宗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

“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在于兴灭继绝。”

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圣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

“太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

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

周忱“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根本解决重赋压力

而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留下烂摊子。

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0）间的事情。

小结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

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这意思也是说仁宣年间两个皇帝加起来才创造出一个大好的明朝江山，而恰恰这两个皇帝身上的缺点也是极为突出，也因此，历史中用二帝年间治理水平来联合称为“仁宣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