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诗人聂鲁达：诗歌出自笨拙的手 | 一诗一会

早晨满是风暴
在夏日的心中。
云朵漫游如一条条道别的白色手帕，
风用其旅人的双手挥动它们。
无数颗风的心
在我们相爱的寂静里跳动。
——巴勃罗·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1924年，在智利诗人聂鲁达年满二十周岁的前几天，首版《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下简称《二十首情诗》）问世了。诗作中，聂鲁达没有像以往拉丁美诗人那样用露骨的性爱描写来传达情感，而是将对爱情的回忆与智利南部旷野的自然意象相融合。如今，这部诗集已成为世界上阅读最多、出版最多、翻译最多的诗集之一，聂鲁达的名字则几乎成了情诗的代名词。

在因《二十首情诗》斩获声名后不久，聂鲁达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他先是受命前往缅甸仰光担任领事，随后又在远东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旅行。几年间，聂鲁达先后担任智利驻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的领事，与此同时，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诗集《居留在大地上》。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聂鲁达进一步深入公共领域，热切地参与到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通过发表诗文和演讲呼吁各国人民声援西班牙人民，诗篇《西班牙在心中》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正是其中的典范。这一时期，政治成为了聂鲁达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征服者、烈士、英雄和普通人的生活出现在他的笔下。但诗人不仅记录历史，还将对历史的审视与个人的史诗交织在一起，他希望作品能够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描述自我的感受。

1945年，聂鲁达被选为国会议员，同年，他加入智利共产党，但不久便因政治迫害流亡国外，直至1952年才返回祖国。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里，聂鲁达重新将目光转向爱情、大自然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试图让诗歌“囊括百态纷呈的真实世界”。《船长的诗》《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航行与归程》等作品均在这一时期诞生，而始终不变的，是聂鲁达在作品中展现出的感性与激情。

“正是通过隐喻，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和论证，才能揭示世界的奥秘。”这是聂鲁达对创作的期许。日前，聂鲁达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由新经典文化修订再版，经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摘选《我最早的几本书》一文，以呈现聂鲁达对初期创作的反思，特别是代表作《二十首情诗》的诞生经过。正如诗人在自传引言中所写：“我的诗歌是什么？我不知道。……它们在我灵魂的黑夜里指引我，释放我，束缚我，引领我经历孤独，经历爱，经历人事。”

《我最早的几本书》

文 | 巴勃罗·聂鲁达 译 | 林光 林叶青

1

我是怀着强烈的羞怯心情躲进诗歌里去的。当时有一些新的文学流派在圣地亚哥上空翱翔。在马鲁里街 513 号住所，我的第一本诗集杀青了。那时候，我一天能写两三首，甚至四五首诗。傍晚太阳下山时，阳台前方便展现出一幅图景，我丝毫也不肯错过。这是日落时色彩纷呈的壮丽景色，霞光万道，形成橙黄和绯红的巨大扇面。我的诗集中最主要的一篇是《马鲁里的夕照》。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马鲁里是什么，也许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它不过是经常出现令人惊叹的夕照景色的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夕照》出版了。为了支付印刷费，我每天都遇到困难，也获得胜利。我本来就不够用的几件家具都卖了。

父亲郑重送给我的钟很快就给送到当铺去，钟上有他画的两面交叉的小旗。随后送去的是我那件黑色诗人服。印刷厂老板不讲情面，印刷终于全部完工，也已装上了封面，他却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行。印刷费不全部付清，一本书也别想拿走。”评论家阿洛内慷慨解囊，拿出最后一笔钱，我的那个印刷厂老板三两下就把它吞没了。我扛着我的书走到街上，脚上穿着破皮鞋，欣喜若狂。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来坚持认为，作家的工作既不神秘也不可悲，而是有利于公众的个人工作，至少诗人的工作就是如此。与诗歌最相似的东西，是一块面包，或是一个瓷盘，或是满怀柔情地加工过的一段木头，尽管诗歌出自笨拙的手。不过，我认为没有一位手艺人在用自己的双手以梦想的搏动的迷惘心情来创作第一件作品时，能像诗人那样产生如此陶醉的感觉，一生中仅此一次，这样的时刻不可能再回来。将会有很多更精致、更美的版本出现；书中的言词将像葡萄酒那样被注入其他语言的酒杯，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去歌唱，去散发芬芳。但是，这个时刻，第一本书散发出新鲜的油墨味和纸的柔情的这个时刻，这个萦绕着振翅飞翔的声音和第一朵花在被征服的高地上绽放的声音的时刻，令人迷醉和欣喜，在诗人的一生中只能发生一次。

我的一首诗，即那首《告别》，仿佛突然从那本稚气的书中脱颖而出单飞了，至今凡我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仍然熟记在心。他们在绝难料到的地方向我朗诵这首诗，或者要我朗诵。我深感烦恼，然而，我在集会上刚被介绍，就会有一位少女高声朗诵起那些令人着迷的诗行；有时政府的部长们在接见我时，会像军人那样笔直地站在我面前，对我朗诵那首诗的开头一段。

以后几年在西班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对我说起他因《不忠的有夫之妇》那首诗也不断遇到同样的情况。人们向加西亚·洛尔卡表达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一再背诵这首广受欢迎的优美诗篇。作品中只有一首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功，对此我们都深觉反感；这是一种健康的，甚至是生理的感情。读者强加的这种负担，是要把诗人固定在单一的一段时间里，而创作实际上是一种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自觉的不停转动的轮子，虽然也许略欠清新和自发性。

2

我已经把《夕照》抛到了脑后。可怕的忐忑不安搅乱了我的诗兴。到南方的短暂旅行使我恢复了力量。一九二三年，我有过一次妙不可言的体验。当时我回到了特木科老家。时间已过半夜，我在上床之前打开房间的窗子。天空令我眼花缭乱。整片夜空生机盎然，缀满点点繁星。夜色如洗，南极星群在我头顶铺展开去。凝望着繁星、苍穹、宇宙，我不禁陶然心醉。我扑向书桌，像有人口授一般如痴似狂地奋然命笔，写下了某本书的第一首诗，取了好几个标题，最后定名为《热情的投石手》。我写得十分顺手，有如在自己的水域里畅游。

次日，我满怀喜悦地阅读自己夜间写的诗。后来我来到圣地亚哥，阿利里奥·奥亚尔顺这位文学魔术师惊奇地听了我的这些诗句，而后用低沉的声音问我：

“你能肯定，这些诗没有受萨瓦特 · 埃尔卡斯蒂的影响吗？”

“我当然能肯定。这些诗，我是在一阵灵感的冲动下写出来的。”

我忽然心血来潮，决定把自己写的诗寄给萨瓦特 · 埃尔卡斯蒂，这位现在被不公地忽视的伟大的乌拉圭诗人。我在这位诗人身上看到，我能够实现自己把人类连同大自然及其潜力融汇在诗里的雄心，能够把宇宙间难解的奥秘以及人类的种种可能性写成史诗。我开始与他鱼雁相通。我继续创作，把作品写得更成熟，同时非常认真地阅读萨瓦特 · 埃尔卡斯蒂写给我这个完全陌生的青年诗人的书信。我把那天夜间写的那首诗，寄给远在蒙得维的亚的萨瓦特·埃尔卡斯蒂，问他从中是否显露出他的诗的影响。他很快就寄来一封郑重其事的复信：“我难得读到如此出色、如此美妙的诗，不过我必须告诉您，在您的诗里确有些许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东西。”

这是茫茫黑夜里的一道闪光，一道明晰的闪光，我至今仍感激不尽。这封信在我口袋里揣了许多天，揉捏得碎成片。许多事情都处在紧要关头，尤其是我沉湎于那天夜间毫无结果的狂乱；徒然落入繁星的陷阱，徒然让自己的感情去迎接南方的暴风雨。我犯了错误。我不该相信灵感，而应当让理性指引我沿着狭窄的小径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我必须学会谦虚。我撕碎许多手稿，遗失了别的一些。整整过了十年，这些最终的诗篇才再次出现，并出版问世。

因为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那封信，我打消了总想写宽广的诗的抱负，关上了我不该再追求的浮夸辞藻的大门，并刻意减弱了自己的风格和表达习惯。我在追求更加朴实无华的特色、追求自我世界的和谐的同时，动手写作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二十首情诗》就是成果。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欲，交织着我国南方气势逼人的大自然景色。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令人痛苦的浓烈伤感中展现出生的欢乐。因佩里亚尔河及其河口帮助我写就这本书。《二十首情诗》是吟咏圣地亚哥及其挤满大学生的街道、吟咏大学校园和分享着爱情的忍冬花的芬芳的浪漫曲。

有关圣地亚哥的部分，是在埃乔伦街和西班牙林荫道之间的街道上，以及教育学院的旧楼内写的，但风景始终是南方的江河湖海和森林。《绝望的歌》中的码头，就是卡拉韦河岸和下因佩里亚尔河岸的那些旧码头；码头的破木板和原木有如被宽阔河流冲击的残肢；在河口，过去和现在都能不时听见海鸥扇动翅膀的声响。

在某艘遇难船残存的被弃置的狭长救生艇上，我读完了一整本《胡安·克里斯托瓦尔传》，还写了那首《绝望的歌》。在我头顶，天空蓝得那样刺眼，我从未见过。我在那只藏身于大地的小艇上写作；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像那些日子那么高远，那么深沉。上面是高深莫测的蓝天，手中是《胡安·克里斯托瓦尔传》或我刚刚写下的几行那首诗的诗句，近处是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于我诗中的一切—从远处传来的海浪声，野鸟的啼鸣，像永不枯萎的黑莓那样永不枯竭的炽热的爱。

不断有人问我，《二十首情诗》中的女子是谁，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些既忧伤又炽热的诗中交替出现的两三位女子，可以说对应着玛丽索尔和玛丽松布拉。玛丽索尔是夜空布满迷人星星的外省的爱神，她的黑眼睛宛如特木科湿漉漉的天空。几乎每一页里都能见到她欢乐和明丽的身影，围绕着她的是港口的水和山峦上的半规明月。玛丽松布拉是首都的女大学生，头戴灰色贝雷帽，眼睛无限温柔，身上散发着飘忽不定的校园爱情忍冬花那般持久的芳香，是在城市隐蔽地点激情幽会时肉体的宁静。

3

这时，智利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智利的人民运动轰轰烈烈兴起，在学生和作家中寻觅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领袖，精力充沛、善于蛊惑人心的阿图罗 · 亚历山德里 · 帕尔马登上了共和国总统宝座，而在此之前他用他那火一般炽烈的威胁性演说震撼了全国。尽管身份特殊，他还是一执掌政权就变成我们美洲传统的统治者。与寡头统治集团斗争时许下的革命诺言，他一概不予兑现。全国在极其激烈的对抗中继续挣扎。

同时，工人领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非常积极地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九到十份工人报刊。大量涌现的失业问题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动摇。我为《光明》杂志每周写一篇文章。我们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在圣地亚哥街头遭到警察的殴打。成千上万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来到首都。示威游行和随之而来的镇压，给全国人民的生活抹上一层惨淡的色彩。

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我的诗中和生活中。在我的诗里，我不可能关闭那扇通往大街的门，在我这个青年诗人心中，也同样不可能关闭那扇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伤的门。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一书第二章，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