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退场与势力范围回归：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及调整争论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随着世界格局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大国竞争加剧，美国国内针对外交路线的调整展开讨论。近期，美国Foreign Affairs杂志连发多篇文章，重点关注美国外交大战略以及中俄两国对美挑战。其中Daniel W. Drezner, Ronald R, Krebs以及Randall Schweller三位教授联手撰文，阐述美国外交大战略的退场。Hal Brands教授与Graham Allison教授针对美国是否应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接受“势力范围”的回归针锋相对。本文对各方观点进行编译，以呈现美国在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相关学者介绍

丹尼尔·W·德雷兹纳

（Daniel W. Drezner）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2016年参与签署公开信反对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2017年宣布不再是共和党成员。代表作有《系统运作：世界如何制止另一场大萧条》等。

罗纳德·R·克雷布斯

（Ronald R, Krebs）

明尼苏达大学贝弗利和理查德·芬克文科教授以及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作有《叙事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塑造》、《决斗的愿景：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美国对东欧战略》。

兰德尔·施韦尔勒

（Randall Schweller）

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以国际关系的杰出理论家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的身份而著称。代表作有《麦克斯韦的恶魔和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不和谐》、《捍卫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等。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自从1960年代担任五角大楼的顾问以来，艾里森一直积极参与美国的国防政策，曾在克林顿政府出任助理国防部长。代表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哈尔·布兰茨

（Hal Brand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亨利·基辛格国际事务杰出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彭博社专栏作家。代表作有《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大战略》、《瞬间动弹：美国外交政策与冷战后秩序的兴起》。

一

、2020变局：美国大战略的退场

数十年来，自由国际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基石，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让这一基石开始松动，也让外交政策研究者们开始质疑这一原则，并展开了一场对于美国大战略的大讨论。实际上，大战略（Grand Strategy）相当于是一张将目的与手段相匹配的路线图，它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它在可预测的环境中可以运转良好，即当政策制定者们对国际权力分配情况有清晰认识、国内民众对国家目标普遍达成一致且国内政治及安全机制非常稳定时，大战略才能有效实施。然而，在2020年，上述条件都荡然无存了。

1、国际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

一个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基于对国际权力分配的准确认识。然而，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世界已经无法用单极、两极、多极的特征进行概括，它是无极化的，是无序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大战略是无用武之地的。

尽管很多评论认为中国以及其他竞争者的崛起让世界日趋多极化，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低估了当今国际体系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国际体系不再被一个、两个或多个国家所支配，因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施加足够的影响力。新兴行为体——例如当地民兵武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拥有更多权力，并逐渐与主权国家形成竞争关系。有暴力特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族群、军阀、帮会、恐怖分子、民兵、叛乱暴动分子以及跨国犯罪集团都在对全球权力分布进行重新定义。

图：2013年美国大使馆在利比亚遭到袭击。图源：Foreign Affairs

由于传统权力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世界秩序进而陷入不确定甚至混乱的境地，国际合作也因此减少。大战略对现实世界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线性的，而现实世界本身却复杂、无序得多。

2、国内缺乏共识使大战略难以维系

大战略的维系同样需要国内观点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例如，遏制战略的维系是因为从杜鲁门时期到里根时期，每个美国总统都能对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达成共识，而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也都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倡导者。但这种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开始对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主流文化往往反映的是有权有势者的利益或诉求，这种文化往往忽视甚至抑制了边缘群体的文化。在越南战争末期，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便开始式微。这里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式微”并不是指用平等和包容的方式对待社会的多样性这一策略的消失，而是指对社会必须根植于共同身份、拥有共同观念和认同这一观点的质疑。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变化导致了今天的美国愈加缺乏一种共同的民族叙事。在这一背景下，是不可能制定出一个能与不同选民产生共鸣的大战略的。

这种叙事分化的一种体现就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不论是气候变化、反恐、移民问题，还是中东问题，美国人的观点都可以按照两个阵营进行划分，且两个阵营的观点之间存在两极分化。尽管专家可以使公众在还未发生两极分化的领域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是对已经存在两极分化的领域，专家也无能为力。这一政治极化的背景导致大战略在不同政府（尤其是分属不同阵营的政府）之间缺乏连贯性，故而大战略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3、专家制定的外交政策备受质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专家的信任被逐渐削弱，美国公众对联邦政府、新闻媒体以及其他公共机构持有越来越深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也延伸到了专家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大战略的制定变得越来越艰难。

对专家的信任的缺失只是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表现之一。所有的民粹主义都展现了一种简单化了的政治图景：民粹主义领袖维护着道德上纯洁的大众的生存，这与败坏的、声称只有他自己了解民众意愿的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粹主义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独裁，民粹领袖削弱了“腐败”的精英和机制，扫清了所有挡在他面前的障碍，他声称可以更好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多数人的暴政于是成为了一种美德。

图：代表民粹主义政治理念的“占领华尔街”告示牌 。

图源：Wikipedia

二、

大国竞争：
“势力范围”回归可否接受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在这2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的霸权国，主导着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而到如今，世界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转变，中俄两国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了冲击和挑战。对此，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发文指出，美国应当接受“势力范围”的回归，让中俄两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施加影响力。相反，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不能也没有必要承认中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并对艾利森的观点进行反驳。

目前，这两种观点的核心争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势力范围”是美国外交传统吗？

艾利森认为，“势力范围”是美国的外交传统。二战结束后，美国虽曾寄希望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团结在一起，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正如乔治·凯南所判断的那样：苏联正试图维持它对欧洲部分地区的控制。美国在1947年做出战略判断，认为大国之间并没有能在重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一问题上团结在一起，世界实际上已经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方是苏联及其卫星国，另一方是其他国家。

因此，美国外交官查尔斯·伯伦（Charles Bohlen）在1947年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这样总结道：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令人为难的处境，不论我们对此感到有多遗憾，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和安全，美国要与苏联及其盟友以外的国家紧密地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联系在一起，从而才能对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苏联及其盟友。

这一判断贯穿了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战略决策，美国在此期间巩固自身势力范围，并拉拢苏联势力范围中的国家。美国的决策实际体现了其对“势力范围”的接受。

图：1988年12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副总统乔治·HW·布什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图源：Foreign Affairs

在这一问题上，布兰茨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尽管“势力范围”在美国历史上频繁出现，但美国人对“势力范围”这一概念始终持保留态度。自独立以来，美国许多外交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其他势力建立势力范围。例如在19世纪，美国拒绝欧洲势力在北美或西半球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20世纪初美国也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以防止大国将中国瓜分完毕。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机之一是防止德国成为欧洲的“霸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奋战，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势力范围”。即使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也从没有完全接受苏联控制东欧地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一些秘密行动，试图将“铁幕”撕开口子，并在之后与华约国家建立起贸易和外交往来。

因此，布兰茨指出，对“势力范围”的反对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一概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的根本原则是相冲突的。对美国的安全政策而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美国要防止他国在西半球或在重要的战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此外，美国对“自由价值观”和“自由贸易”的强调与他国建立“势力范围”这一做法是无法共存的。最后，“势力范围”与美国想要超越过去的均势政策并建立起一个更加人道的、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亦是不兼容的。

2、中俄两国能否形成“势力范围”？

艾利森看到，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发生了国家权力格局的戏剧性变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1年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到今天仅占七分之一，蓬佩奥宣布美国在对印太地区的投资中能提供1.13亿美元，相比之下，拥有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就拿出了1.3万亿美元。种种事实都证明，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权力已经下降。

图： 蓬佩奥访亚洲前发表印太政策演说 图源：新华社

艾利森认为，中国是这场力量格局转变中的主要受益人。中国GDP不断飙升，虽然面临国内挑战，但是其经济增长态势依旧良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与东亚各国有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盟友。此外，中国在美国占据主导的高端技术领域也有了较大突破。当下，全球前20的信息科技公司中有九个来自中国。在高端技术——如人工智能领域——方面，中国也未落后。中国公司已经在各个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设备监测、面部以及声控识别、金融领域等等。今天，中国已经逐步成为美国在技术领域的主要挑战者之一。而在军事领域，中国的军费支出有明显的提升，其主要关注点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等区域。

而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俄罗斯虽然经济欠佳，但作为一个核大国，在军事领域仍然能与美国相抗衡。在军备制造方面，各国（例如印度和土耳其）都有意购买，而其军事实力也在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中可见一斑。

美国相对权力下降，中俄形成挑战，一个新的大国均势状态已经形成，各国辐射权力之地区实际上就是各国的“势力范围”。基于此，艾利森指出，美国应该承认中俄两国形成“势力范围”已经是无法否认的既成事实。

图：2019年6月，华为在科威特发布新产品 。图源：ForeignAffairs

与艾利森一样，布兰茨也意识到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正在形成挑战。他看到，俄罗斯正在中东地区辐射影响力，并声称自己对自己的海外邻国有“主导权”，并引发了克里米亚危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继续施加外交和经济影响，以期让这些地区的国家能够紧密地与之联系在一起。两国都试图将美国从各自“势力范围”中挤兑出局。

然而，与艾利森不同的是，布兰茨认为中俄两国并不必然会形成“势力范围”。诚然，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其在欧洲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只要美国及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反对的态度，俄罗斯就很难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势力范围。根据兰德公司的报告，北约完全有能力建立起一个可靠且北约负担得起的军事部署，用以对俄罗斯实行有效的遏制。其次，俄罗斯现在正陷于乌克兰问题的泥沼中——尽管乌克兰东部有很多分离主义者支持俄罗斯，尽管克里米亚已经归俄罗斯，但乌克兰西部地区整体倒向欧洲及美国。此外，虽然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是在美国主动在中东部分地区降低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

而对于中国而言，西太平洋地区很多都是美国的盟友，他们得到美国在外交以及军事上的支持，中国实际上很难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其次，中国如果想要在当地建立起势力范围，需要在军事上耗费大量成本，尤其是建造舰船用以在大面积水域上航行巡逻，这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当美国的盟友也开始在这方面投入大量成本并得到美国相应的支持时。此外，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政治影响也在受到挑战。例如，澳大利亚不断公开指责诽谤中国，日本也在积极寻求降低其对中国在经贸上的依赖的举措。因此，美国完全可以削弱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

3、 “势力范围”能否带来和平稳定？

布兰茨认为，中俄两国“势力范围”会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负面影响。首先，从政治因素上来看，中俄政治体制与美国所大力推广的民主体制存在诸多不同，因此中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会对美国大力推广的“民主”起到阻碍作用，并会进一步激化部分地区在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此外，从经济因素上来看，中俄“势力范围”所涵盖和拉拢的均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因此美国的经济会由此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的位置。

艾利森也赞同这一点，他强调了中俄两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势力范围”的形成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是不利的。克里米亚被划入俄罗斯，中国在南海展开军事化活动，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等等活动都与美国的政治利益及价值观相冲突。

图：克里米亚半岛地理位置。图源：搜狐网

但与此同时，艾利森等学者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俄罗斯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达到和平和稳定。这是因为，首先，通过清晰地划分势力范围，竞争双方之间可以建立更加清楚的分隔。其次，通过在各国边界的周围划分中立缓冲地带，可以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布兰茨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势力范围并不能换来和平。冷战的历史证明，即使美苏两国未曾开战，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也同样带来了柏林危机、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的国际局势的紧张。势力范围带来和平的理论是基于未经检验的假设的，即：国家建立势力范围往往是受不安全感推动的，因此他们的需求是有限的且容易被满足的，处于竞争中的国家不会在其真正重要的利益（例如安全）上产生分歧，因此建立势力范围可以带来持久的均衡状态。但问题是，这些前提并不一定成立。因此，这一理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文献来源：

1. Daniel W. Drezner, Ronald R. Krebs, and Randall Schweller: The End of Grand Strategy--America Must Think Small,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4-13/end-grand-strategy

2.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2-10/new-spheres-influence

3. Hal Brands: Don’t Let Great Powers Carve Up the World--Spheres of Influence Are Unnecessary and Dangerou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20/dont-let-great-powers-carv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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