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综艺《奇葩说》第六季，有个十分有趣的议题：当美术馆着火时，你选择救画还是救猫？
我们试图在这个艰难问题中取舍。
但是，如果把题目变一下，把猫猫变成身边活生生的亲人、朋友、邻居，“遥远”和“近处的哭声”又该如何取舍呢？
如果再把这个议题的前提改成“战争”，面对尸横遍野的场景，我们又会如何选择？
艺术品和人命孰轻孰重，这是一个古老的争论。
80年前，在亚欧大陆上，不止一个人不假思索地在这个题目下写出自己的答案。
这些答案出奇的一致。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
二战下的法国与热爱艺术的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整个亚欧大陆都被卷入战争。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
在欧洲战场，1939年9月，德军闪电占领波兰宣告着欧洲大陆开始陷入战争的泥潭。
9个月后，德军的飞机就到达了巴黎的上空。法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巴黎成为了不设防城市。
随着德军的铁蹄进犯，法兰西共和政体变成了法兰西城邦，议会、总统不复存在，国家被分成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
大量法国居民和政府官员随着“流亡政府”逃亡南方，卢浮宫等艺术机构成为“元首”的囊中之物。
1940年6月14日，巴黎的新主人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检阅着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战利品，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文化象征建筑也成为德国士兵饭后眺望的风景。
法国势力割据图（纳粹与维希法国）
埃菲尔铁塔下的“元首”与随从
“元首”视察空无一人的法国街道
阿道夫·希特勒，标准的斜杠青年。
纳粹德国元首、总理，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畅销书《我的奋斗》作者，一个死不悔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需要忍饥挨饿的“流浪画家”，天资平庸的风景画家，一个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两次入学申请的人。
这样的经历使他在掌握权力之后尤其注重搜集各国艺术作品，建立专有的审美。
焚毁他不喜欢的现代主义作品，囤积古代奇珍异宝和稀世画作。甚至自己设计了一条包含“元首博物馆”的宽敞街道，并命名为“林兹计划”。
为此，德国军政处专门成立了一个“艺术管理部门”与各个博物馆对接，接手各种博物馆藏品供德国高官们挑选。
希特勒与“林兹计划”沙盘
在这样的“精准打击”下，在战乱中的法国卢浮宫、苏联埃尔米塔日、英国大英博物馆等作为各国国家象征并保存稀世珍宝的文化机构，同大量难民的处境一样，孤立无援、任人盘剥。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文化官员无一例外的选择转移文物。
大英博物馆先后在伦敦和威尔特郡的采石场建立防空洞保存转移来的文物和书籍。
苏联作为希特勒眼中的劣等民族——斯拉夫国家则更加惨烈。
1944年，苏联军民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饿死一百五十余万人，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一百多万件文物却在博物馆员工的保护下完好无损的转移到乌拉尔东部的防空洞中。
列宁格勒埋葬平民
皇宫和博物馆被德军轰炸
然而，这样的救援行动杯水车薪，纳粹仍然搜刮了大量的艺术珍品。甚至在圣彼得堡冬宫中，沙皇彼得大帝满饰黄金和琥珀的琥珀屋被拆解一空，只剩墙皮随风无力的摆动。
在二战末期，盟军在德国图林根的矿山中发现400吨艺术品；而清空新天鹅堡（位于德国境内）则花费了盟军一年的时间，艺术品塞满了49个火车车厢。
圣彼得堡琥珀屋复原（原件失踪于二战）
幸运的文物大逃亡
与其他深陷纳粹德国泥淖的国家相比，法国的艺术品是幸运的。在专业人员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它们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大逃亡，并重获新生。
当德国本土在“元首”的领导下重建“新审美”的时候，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早早就做好了文物转移的准备。
1938年，二战尚未爆发之时，法国卢浮宫的博物馆员工就受过战时撤离训练。
在听说德军占领波兰，卢浮宫所在的巴黎将沦为纳粹空军下一个轰炸目标后，当时身为卢浮宫馆长的诺亚便召集博物馆员工在胜利女神像下集合，下令将卢浮宫珍藏撤往巴黎市郊的城堡。
于是，卢浮宫在命令下达后的几小时里变成了大型打包场地。
然而由于大量的博物馆员工被召上前线，秘书、百货公司店员和卡车司机等职业的几百名志愿者成为了打包工作的主力军。
这次大规模的转移在短短几天之后结束。
卢浮宫所有可以挪动的藏品和法国的整个公共艺术收藏在德军到达法国之前全部转移到乡间城堡，随之同行的管理员与艺术品同吃同住，不离寸步。
当纳粹军政处 “艺术管理部门”到达卢浮宫时，展厅里只剩下无法搬走的古典主义和中世纪雕像。
转移后的卢浮宫一角
法道难，难于上青天
1939年8月25日，诺亚宣布卢浮宫关闭三天，由此开始文物转移的工作。
馆藏的杰作按重要性排序、整理、打包：黄色圆圈表示非常有价值的艺术品，绿色表示主要作品，红色表示世界珍宝。
装有蒙娜丽莎的白色表壳上标有三个红色圆圈。
与此同时，馆方征用了私家车、救护车、卡车、货车和出租车。
一支载有6000箱艺术品的车队于8月一个早晨出发前往法国数百座不起眼的城堡，转移的文物将在那里度过难熬的数年。
然而，转移文物的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艰难。
困在悲伤、恐惧、小心等情绪中的工作人员紧张的分拣藏品，装箱打包。
其中最大的挑战便是移动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双翼胜利女神像，位于二楼的这座雕塑必须被搬下一段长楼梯才能完全撤离。
这座由很多零件拼成的雕塑，稍不留意就会摔成碎片，所以移动她是一件十分可怕和无法想象的任务。
根据回忆描述，“这座雕塑摇摇晃晃的被移上木质坡道，翅膀在木质框架中左右摇摆，好像随时都会撞上”。
当时的雕像管理员望着她喃喃道：“我再也见不到她回来了”。
欣慰的是，胜利女神像如今仍然矗立在她曾经离开的位置，似乎在向人们展示她战斗归来的一身荣光。
镇馆之宝《蒙娜丽莎》则是用专用车运输，它被放进特别密封的救护车中，维持相应的稳定湿度和温度。
但由于密封性太好，当《蒙娜丽莎》抵达保存地时，随车管理员被发现已然昏迷。
它和其他珍宝被送抵南法的城堡和修道院，并在战时定期搬动，以免被德军找到。
运输途中，也并非一帆风顺。
艺术品在混乱的情况下撤离，与路上的百万难民抢道，装载卢浮宫画作的卡车旁是运送法国财政部金条的卡车。
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乘车出逃，路上常常上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场景。
但幸运的是，卢浮宫馆藏几乎全数毫发无损。
文物间谍与The Monuments Men
卢浮宫文物成功出逃，纳粹官员知道他们想要的艺术品在各个城堡中，但是鞭长莫及，就暂缓了抢夺这些国宝的计划。
但是其他留在巴黎的文物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纳粹在法国掠夺的文化财富被收藏在法国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
这些艺术品或买到国际艺术市场；或送给最伟大的元首和总理——希特勒和戈林；或运至奥地利林兹的“元首博物馆”；而更多的现代艺术作品被焚毁在该馆中。
但一位样貌无奇的博物馆馆员已经打算着正义到来时，如何追讨被偷走的文物。
她叫洛维思·瓦隆，40岁的博物馆馆员，一位出色的法国间谍，至今被视为法国英雄。
她潜伏在网球场美术馆，暗中观察、记忆，并在夜晚无人时记下画作被谁拿走和被送往何处。甚至几次拿到与画作相关的收据，为战后追讨失踪画作、揭发纳粹恶行提供证据。
洛维思·瓦隆在艺术品旁
除此之外，在战争末期反攻时，为保护人类所共有的艺术瑰宝免遭恶意损毁，盟军也建立了一支专门搜寻失踪艺术品的特殊部队——The Monuments Men。
由专业人员组成，在欧洲战场抢救和寻找文物，甚至帮助盟军空军轰炸规避重要历史建筑物。
这支队伍的事迹也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以纪念古物保护者付出生命的贡献。
紫禁城里的云谲波诡
在东亚战场上，紫禁城似乎是平行时空中的卢浮宫。
与日军周旋的中国文化机构也在寻找救亡图存之道，只不过关卡的难度好像选了地狱等级。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就面临急需转移文物的窘况。
故宫博物院的两届院长，易培基和马衡四处奔走筹措事宜。
迁还是不迁？迁多少？如何迁？迁去哪？一系列问题和鼎沸的舆论使得转移工作举步维艰，文物专家们大概只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
故宫门前的文物箱
故宫由于自身巨量的文物藏品，光挑拣打包文物就花了半年时间。
与法国卢浮宫有撤离训练和经验的情况不同，中国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连一众专业人士对打包装箱也是手足无措。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专家们不断尝试，“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最终在1933年2月，日军3天攻破山海关后， 13427箱文物开始了它们的漂泊之旅。
至此，故宫文物踏上了五次南迁、三次西迁，最后部分迁台的旅程。
故宫文物迁移路线图（《上新了故宫》）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这16年间每一次移动、晾晒、保存都有严密的组织和详细的记录。
每个箱子都有编号，每一件文物都会落实到人，可以说在这躲避战火的十几年里，故宫人与故宫文物已经融为一体，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第一任台北故宫院长庄尚严的儿子庄灵说：“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故宫文物的宿命亦是故宫人的宿命。
从1933年到1949年，北京、上海、南京，直到贵阳、四川，最后虽骨肉分离，却隔海相望。很多人为了这次文物安全转移付出自己宝贵的东西。
首任院长易培基因为这次文物转移被弹劾最终辞职，郁郁而终；
运送古物途中两位护送文物的工作人员落水牺牲；
当这批文物迁台时，护送文物的故宫人被迫分为两部分，而另一部分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后来护送文物前往台湾的故宫人庄尚严许久之后在台湾得知，已回北京故宫的前秦石鼓打开包装后完好如初的消息后，才将心事释怀，叹道：“我对我的文物，是尽了力了。”
中国战时的文物转移是被认为是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在计划提出之时就困难重重。
专家们“主迁派”和“反迁派”的争论；北京民间弃文物而保城的决心；北洋政府卖文物来购军机的考量；决定迁移后路线的确定；被日军炮弹追踪的恐惧；沿路各个势力的觊觎。
每一次考验，在我们如今看来都是无法逾越的。但是文物工作者们做到了，他们与国之重宝在西南隐姓埋名的度过了中国最难熬的10年，并将流传千年的中华文化命脉完整的带回了它们扎根的地方。
从时间上说，中国文物迁移的壮举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也为其他国家的文物转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世界的人类遗产因为这些人的坚持和奉献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和宝藏。
不论是故宫还是卢浮宫，文物在重大灾难中的成功转移，不仅仅意味着文物安然无恙；民族文化命脉最大程度的留存；全世界文化财富的妥善保护，同时也是每一个平凡而非凡的文物保护者用生命守护文化的最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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