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独尊儒术，又在时刻提防董仲舒，汉武帝为何要这么做？

• 题/既要独尊儒术，又在时刻提防董仲舒，汉武帝为何要这么做？

• 文/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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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初尊崇“黄老之学”，在位文帝、景帝崇尚无为而治、与民休养，致使经历秦末、楚汉纷争的大汉终于在两代人的积蕴下重焕生机。
皇位传至武帝这一朝，再搞无为而治那一套便过分的不合时宜了，蓄势两代君主的汉王朝已经经历了漫长时间的量变过程，亟需寻求一个质变突破囿限契机。
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在了汉武帝面前，将毕生所学的儒学杂糅百家学说，推向了官学的独尊地位，也助力汉武帝开辟大一统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此居功至伟的董仲舒，终汉武一朝却未得重用，岂不怪哉？

潜心修学、领悟真知

董仲舒是从年少之际便开始研读《春秋》一书，因学问有成，在汉景帝一朝便被征召入朝廷任博士一职。

可终汉景帝一朝，其人并无声名功绩可称，甚至在景帝一朝对于董仲舒的记录都很少。

原因在于当时汉家朝廷所尊崇的思想政策是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这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所决定的，并且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对于儒学可谓是颇为反感。潜移默化之下导致儒学儒士在景帝一朝基本无作为。

（汉景帝古像）

朝廷以“黄老之学”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倒不是什么秘密，可作为儒学儒士，谁不愿将自己所学流派的学说发扬光大呢？

这不仅仅是学说流派之间的理念隔阂，同样是跻身朝堂之上的政治资本，也不光是儒家士人抱有如此看法，其他学说流派皆以此为晋身之机。

不幸的是，儒家学说具备远超同济学说的“天命加持”，注定在历史上大放光辉，作为将儒学推向顶峰的董仲舒也正在思考，儒学晋升官学的道路。

《汉书》当中记载，董仲舒在汉景帝一朝任博士的时候，开堂讲授儒家经义，前来就课的学生接踵而至、弟子云集满堂，人数甚至多到了有的听课的学生不知授课的讲师董仲舒长什么模样。

儒学研究至此，董仲舒堪当汉代一大儒！

（汉代儒学大宗董仲舒）

儒学经义皆明悟通彻，董仲舒看待事物的宏观视野则超出了时代的囿限。原本相持竞争的诸子百家学说，各成体系、互不辖制，虽然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现下汉朝大一统的政权体系，根本无从发展。

董仲舒惊人的发现，为何不能将诸子百家的学说，杂糅一并融入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当中呢？

既然诸子百家学说争相竞艳，彼此不能相容，并且皇权大一统的政权形式下也无法接受诸子学说并存于世。这便决定了有且只有一家学说能够胜出，占据官学的主导地位。

董仲舒身为儒家大宗，致力发扬兴复儒学是他的使命，可文帝、景帝两朝的社会现实完全不能容纳儒学的意识指导，那么新皇帝刘彻（汉武帝）的继位是否能为儒学带来新的转机呢？

答案是确然的。

（汉武帝画像）

皇权与儒学的相互成就

董仲舒在宣扬儒学思想，汉武帝也在寻求有利于其人稳固皇权的思想武器。相对于传统的黄老学说而言，对于汉武帝来说，儒家学说看起来便显得可爱多了。

一贯以维护君主统治的儒学岂不天生就是为帝王准备的思想形态的武器，而相对面目可憎的黄老之学，说来说去就是无为而治，极力淡化君主在天下万民中的作用。汉武帝根本都不用想，便在心底做出了决定。

（儒家思想）

作为历史上少有英明果决的君主，汉武帝在接触儒生、涉猎儒学的过程中慢慢发觉，传统的儒学虽然在维护君主的统治，同时也在渗透君主的独尊权威。例如儒学中一直提倡的“德治”，反而成为了掣肘君主施展权威的障碍。

所以在对儒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的同时，汉武帝不免小心翼翼为手中操持的皇权设防。皇帝是想要皇权独尊不假，前提是皇权能够为自身所掌控，否则还不如不要。

（汉武帝剧照）

俗话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这一点在封建社会无疑是得到全体士人的默认，董仲舒毕生研习儒学，唯一的愿景便是在自己的手中将儒学推向官学的地位，从而获得跻身朝堂的机会，做到真正的复兴儒学。

不过董仲舒并不着急，作为当时的儒学大宗，他承担的儒学地位绝不像是普通的儒生一般，信口开河的讲一通仁义礼智信，告诫帝王要遵循德治原则。其人出手务必一击即中，绝无转圜的余地。

在目睹无数的儒生学士失败而归的颓丧中，董仲舒发现传统的儒学并不为新任的皇帝所接受，这绝非儒生解说是否详尽的原因，是汉武帝对于儒学的一次考校，一次皇权与儒学之间的磨合。

董仲舒明白了汉武帝想要的是什么，也将自己毕生所学大融合成为了“新儒学”，交给了抱有宏图大志的汉武帝。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

将董仲舒的学说称作“新儒学”，自然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加以改变，究其根本还是以儒家学说经义为核心，杂糅诸子百家学说为内容，构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这里指的杂糅并不是指董仲舒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而是以儒学的方式进行遴选改造，以儒学的方式对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进行了生动的改造，方才成就了新儒学的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官方的正统地位，直至整个封建社会灭亡，儒学的正统地位一直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更迭，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意识当中重要的一块烙印。

汉武帝自此将国家意识形态以“新儒学”为核心，进行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大一统。更何况儒家提倡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那一套，简直将汉武帝独尊地位推向了巅峰，岂能不为帝王所接受。

汉武帝很开心，董仲舒也很开心，双方皆大欢喜。

（董仲舒献策汉武帝）

董仲舒助力汉武帝一统思想领域，为汉武帝施展宏图伟略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其人却仅被任命为江都王相。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对于儒学以及百家学说是一窍不通，横刀立马、恃武行凶倒是一把好手。

当时董仲舒儒学大宗的名声传遍天下，江都王刘非身为一介武夫，对其人也崇敬有加，将其比作自己的“管仲”。眼看江都王刘非陷入梦障中无法自拔，董仲舒及时对其人进行规劝，好歹是挽回了一个失足中年的身家性命。

其后，董仲舒又被委任到汉武帝另一个哥哥胶西王刘端身边做国相，这可真是祸从天上来，胶西王刘端比江都王刘非还要凶残，屡屡谋杀朝廷派来的大官，已经在朝野上下形成了共识，要不是其人为皇亲，早就该下狱论罪了。董仲舒不敢抗命，只好小心翼翼的在位几年之后，便告老请辞回乡。

由此，纵观董仲舒一生有大功，却无大赏。难道是汉武帝吝惜官位，或者是看他不顺眼吗？问题的缘由还是来自于董仲舒的“新儒学”中“天人感应”这一篇。

（天人感应）

成也新儒学、败也新儒学

时值董仲舒在朝堂任职，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与汉代祭祀祖宗的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准备借此时机上奏汉武帝，以新儒学的义理将天灾和人事自己的关系论推一番，以此达到告诫统治者的效用。

恰逢当时作为皇帝信臣的主父偃前来探望，便顺手看到了董仲舒拟定的奏疏，还将其带走献给了汉武帝。目睹此策的汉武帝面色阴晴不定，召集朝廷诸儒生对董仲舒的此番策论进行议论。

皇帝让大家一起讨论，那肯定不是因为你说的对，让全体儒生向你学习。

当时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也在此讨论行列，显然其人并不知道此奏章是老师所作，随即大加批评一番，认为此人提出的观点愚昧无知。结果董仲舒便被下狱交予有司论罪了，所幸汉武帝也并不想为难其人，下诏将其释放了。

（汉武帝召集儒生评判董仲舒策论）

这便不得不说“天人感应”着实触动了汉武帝敏感的神经，其人意外的发现“新儒学”被树立为官学的地位之后，竟然与皇权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而天人感应便是用来掣肘皇权施展权威的重要武器。

高庙以及祖宗长陵着火可能是意外，但董仲舒此举将天灾与人事相联系起来，意指皇帝行为有所失德，岂不是调转矛头向皇权突刺。

汉武帝虽然不知道什么科学不科学，却深知若儒生皆以天人感应这一说相威胁进谏，以当时对于未知事件的迷信，独尊的皇权反而岌岌可危。将董仲舒下狱论罪不过是一次重重的敲打，借此由头将其罢黜回家才是汉武帝的真正目的。

儒学的独尊地位已经确立了，统治思想形态也成形了，你董仲舒的使命就到此结束吧。

（现代人纪念董仲舒塑像）

所以终其一生，汉武帝都不愿也不敢将董仲舒提拔重用，就连虚职荣职都不曾授予，可见其顾虑深重到此地步。

同样代表着皇权与儒学之间本质的矛盾，不能全然的融合。汉武帝继续领衔儒学大一统去开辟功绩了，而董仲舒也只好潜心修学、著书论作。

二者自此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