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学的方法，不外四端：一为辨真伪，二为知重轻，三为明地理，四为通人情。
为什么要辨别真伪呢？因为中国历史年代的过长，古代传下来的书籍，其中多杂伪作。如真伪不分，容易使我们走入歧途。四部的中间，集部的伪作较少；其余经、子、史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中为尤多。经部如梅赜所献的《尚书》二十五篇，即系梅赜自作；称为子贡作的《诗传》，出自明人丰坊之手。注释经典的书也有后人伪托的，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子部如《庄子》、《韩非子》、《管子》，大半经过后人窜改；伪作的著名者，有《吴子》、《文子》、《列子》、《关尹子》、《孔丛子》等。此外尚多，不胜枚举。以史部论，如《越绝书》为汉人袁康所作，托名子贡；《史记》中杂有褚少孙文字；《竹书纪年》为晋人所作，更为我们所必须知道。至于辨别的方法，全在酌斟文字人情的变更，名物制度的迁移，那才不至于以伪作真，上前人的大当。
为什么要知道轻重呢？因为国学浩如烟海，如果我们不分轻重，琐碎必讨，像汉学家解《尚书》中的五个字，至于二三万言；解释《毛诗》中的物类，必欲分明雌雄年岁；那么不但“玩物丧志”，而且毫无应用。我们“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我们必须提纲挈领，分别缓急。凡是探赜索隐的工作，让专家去做；我们只要研究它的重且大者。
为什么要明白地理呢？因为凡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必有他地理上的关系。如中国上古文明起于北部，所以典章文物，都盛于北方；中古以后，文化南渐，于是南方的风气亦渐改变。如井田制度，利于平原而不便于薮泽之区，故水乡的人不会崇扬；鱼盐的利，盛于斥卤而不宜于膏腴的地方，所以仅有管仲在他的书中提倡。北方政治具备，故有孔、孟倡礼、乐、仁、义之教；南方民智鄙塞，故有老、庄主清静无为之说。至如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于南方的水道多错误；南宋郑樵作《通志》，于北方的制度多失真。因了地理的阻隔，他们的成绩就分了优劣。所以我们要研求国学，第一宜熟知地理；正像司马迁作《史记》，必先遍游名山大川，然后叙事无舛，而文笔也加倍的生动呢！
为什么要通达人情呢？因为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生活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如若不明此理，就要产生种种谬误的观念。如上古国土分立，故君权不张。后来周代封建制度完成，秦代改设郡县制度，故至两汉以后，君权日益高涨。尧、舜禅让，本出于自然，如见于后代，则不能不称为圣德。因始皇为统一专制的第一人，便号为暴主，其实后来的人君，尽多像他一样的。三代时侯伯的地位很尊贵，但在汉、隋时则称为割据；纵横游说，不适于统一的局面，所以西汉时的诗赋称盛。像这种种，如不通达人情，而以此例彼，那么必误认为矛盾而受人笑话。
我们如真能应用这四种方法，那么它的结果，不特事半功倍，且必不至于有重大的差误。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自误误人，研究反逊于不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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