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翻翻书丨《宋仁宗》：“狸猫换太子”的“太子”，是被历史低估的盛世之君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清，干净明洁，河清海晏；平，举世太平，天下安宁。取这二字，可以成为一个词牌名“清平乐”，馨香久远。近日，一部以此词牌为名的电视剧《清平乐》热播，引发了很多人对宋朝的强烈兴趣。剧中高度还原的宋代生活场景、古朴典雅的风格气韵，再一次把人们带回“仁宗盛治”的大宋王朝。不同于勾心斗角的宫斗剧，作为一部古装剧，《清平乐》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质来，成为一股清流，让人耳目一新。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宋代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被海外汉学者称赞为“现代的拂晓时辰”。作家吴钩非常热爱宋朝，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2020年春，他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这一次他将目光集中在历史上的“冷门皇帝”宋仁宗身上。2020年也是宋仁宗诞辰 1010周年。吴钩说，谨以此书，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

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史料，吴钩发现，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他既非英明神武，也非庸碌无能。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用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赵祯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第四代皇帝所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宋仁宗作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

他是“狸猫换太子”里的“太子”

也是民间戏文里的“路人甲”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 ；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 ；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 ；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 ；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想起宋仁宗赵祯和他的时代。

赵祯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仁宗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的戏份，却相当于“打酱油”的“路人甲”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甚至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赵祯。其实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 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以至于，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成了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他在位42年

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但是，如果仔细爬梳，你会发现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宋仁宗赵祯的一生经历看似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在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都成长于仁宗时代。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以至于有人称宋仁宗堪称“巨星制造机”，历史上任何一朝帝王都无法与其抗衡。连大才子苏轼都说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围绕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的诸多疑问，吸引着吴钩尝试去“接近”，探访这位古代君主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还原宋仁宗

“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

吴钩的研究从制度研究开始，在古代，君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吴钩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宋朝为何取得如此高的文化、科技成就？吴钩认为就在于宋朝有一套较为先进的政治运作机制。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的特点，有点像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最优秀的宰辅人才，同时又能保证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职。而这套中古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体制的真正缔造者，乃是宋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从这点看，他的功劳不比开国的太祖、太宗小。

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史料，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试图还原宋仁宗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的守成之君所要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给宋仁宗赵祯写一部传记，我筹划已久。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